倚邦易武记及其它
文：雷平阳/图：品真堂
一
黑山对黑山，牛角对弯弯；
谁能破谜底，金银一大罐。
民间传说，这是刻于倚邦土把总、奋武郎曹秀的妻子陶毓大墓上的一个谜语。曹秀及其父曹当斋，乃至其后人曹世宠、曹世德、曹辉业、曹铭、曹瞻云、曹文应、曹清明、曹仲书等土千总和土把总，各种文献中，均有墨痕透纸，古六大茶山的灵魂，游荡于曹氏家谱之中。唯独这一谜语，盛传于民间。民间，是一部平躺在大地之上的史书，有石头、泥土、植物和生灵，不断地在其间枯荣幻变，催生催死，丰饶和苦难相生相伴。但它往往也像一串无法破解的谜语，谁都很难在土司、贡茶、商旅、匪患、贞节牌坊、皇帝诏书、瘟疫、谋杀和古道等一系列，必须加以无数备注的词条中，找出一个有关时间和史实的谜底，并因此得到那一大罐设谜人所藏的金银财宝。而且，普遍情况是，当我们一层层剥开光阴的尘土，往往什么也找不到，每一座坟冢之中，埋葬的只是衣冠和灵魂，那些离坟而去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向何方。更要命的是，诸如阿卡寨，当有人从四川来信，说一个叫“三楞坎”的地方埋着一大堆银子，人们却连哪儿是“三楞坎”都不知道了。
也的确有人醒着，在一连串的风暴眼中，他们因为家族的那盏不灭之灯的照耀，在多年以后，不经意地就道破了天机。在《蛮砖莽枝革登记》一节里，大家都看到了，我为时间所困，找不到古六大茶山衰败的原因，可到了曹氏家族的手上，这纯粹是小儿科。与年承袭倚邦土司之职的曹仲书同辈的曹仲盆先生，在年10月说：“病疫的流行，特以道光年间以及民国初年两次较为严重……又一份资料写到：道光二十五、六年间，茶民俱遭瘟疫，无药治疗，三死其二，故应解贡典，不能早完。此证实当时人口死亡甚众。”话语中的两个时间概念，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即我所考察的孔明山下石梁子寨众多坟冢的葬埋时间；民国初年，则是莽枝大寨豪门张氏、革登大寨邵氏等家族的衰败期。没错，都是瘟疫葬送着人间的命运，都是瘟疫在主持着一场生与死的悲喜剧。两个时间，先倚邦，后易武，人没逃厄运，茶亦没能幸免。想想，当“三死其三”，或如莽枝刘氏“十六弟兄如数死光”，或如革登潘氏“九弟兄剩一”，人烟早已被抽空了，什么贡茶，什么倚邦和易武，岂有不空之理？
二
年，《西双版纳日报》创办《普洱茶周刊》版时，我的朋友刘大江曾约我写发刊词。在那篇短文中，我强调了这样两个观点：第一，普洱茶乃是喜玛拉雅文化圈里的产物，别之于传统中国茶文化；第二，年时间，伟大的倚邦和易武，由大都市变成了废墟，上海则由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云南的区域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反向或返祖现象。
说倚邦和易武是大都市，基于古代的城建规模，而非今日以千万人口之众来衡别大城之大。说倚邦易武之大，最确切的资料源于檀萃之《滇海虞衡志》：“……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数十万人，集于六山之间，是不少了，如若都屯居于倚邦或易武，则不甚其众。因人众而为城，素来都是人类发育史上的惯例，因此，自清雍正七年即年开始，倚邦都是倚邦土把总司的所在地，年曾设县称象明县。至于易武，亦于年因伍乍虎（善甫）“率练杀贼有功”而授土把总世职，并成易武土把总司所在地，经历伍朝贵、伍朝元、伍英降、伍耀祖、伍荣曾、伍定成、伍长春、伍树勋和伍元熙等十代土司，年由象明县分出，设镇越县。
易武有一石泪，或称马道子石泪，或称白云泪，或称仙人洞。傣语称“探目易武莱”，探目，泪之意；易武，母蛇和女蛇之意；莱，花朵之意。全句即“花朵般美丽的母蛇居住的石洞”，这就是易武被称之为“美女蛇居住的地方”的来源。在这个洞中，有清人张汝恭题写的“天涯”二字，字风字骨，与海南三亚的“天涯”大同小异。都是天地的死角，石壁上的字，犹如偏居林中的象，壮硕肥美，但又如逼至绝路的英雄，铁骨成灰。“天涯”二字的旁边，是年云贵总督菘蕃派往此地，与法国人勘界并割让勐乌和乌德两地的官员们题写的诗词。其中一个叫许台身的，一贯的汉官脾气，说什么“若使祖龙鞭可借，岂容流落到南蛮”，他以为这个南蛮石洞配不上他，真是不知敬畏。不过，他的《浪淘沙》倒是说出了他们这些只知割土求和的清代官僚的国格之痛和人格之小：“奉使出岩边，谋虑多艰，才疏朝夕愧无闻。最憾重洋来外侮，民事堪怜。世事莫争妍，沧海常迁，天留奇洞在人间。补种桃花三百树，循迹桃源。”真是弄不明白，国难当头，土地割了，他还想着在这儿补种桃花，隐居了事。与许台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叫黎肈元，也在石壁上写了《浪淘沙》：“边地寄行踪，直道难容，盘根错节难英雄。璞抱荆山空自叹，气吐长虹。往返两春冬，世事朦胧，欺君秦松主和戎。纵有张韩刘岳志，失水蛟龙。”读这种人的词，总让人觉得侮气，有负易武的青山绿水，镶刻于石，石之大辱。一下子就想起了对英法等帝国进行“零容忍”的林则徐，他一样的不得志，在纵欲自戕的咸丰帝的掌心里，宦海沉浮，身不由己，可他一旦有机会直面洋人，出口的诗句惊天地、泣鬼神：“力微任重久神疫，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谪居正是君思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因为如此，英国蜡像馆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还充满无限敬仰地为林则徐夫妇塑造了蜡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中，亦称林则徐“像碧蓝如洗的天空一样纯洁无瑕。”反观这两个偷生于易武、一副失魂落魄状的小官僚，真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的气度，与镇越县长、宣威人赵思治相比，都是人鬼两重天。赵思治刻于石壁的诗云：“两场古洞本相间，只为兵农日往还。壁峭悬岩难结草，泉清亭小可培兰。喜邻桃源添广厦，啸傲竹城含远山。金瓯已缺空浩叹，国防重寄在荒蛮。”
明清茶热，加之清朝廷于六大茶山采办贡茶，并于倚邦的曼松建御茶园，且于道光25年即年修通了易武至普洱的多公里的石板大路，辅之民国又设县沿于倚邦和易武，倚邦和易武，连同曾设同知的基诺山巴高，无疑都以茶叶的名义，在中国的边缘政治史上，留下了堪称神来之笔的一阙华章。神鬼莫测的是，不足百年，几度兴衰；再不足百年，年，倚邦毁于修乐起义军点燃的大火，之后便一蹶不振；易武虽未遭较大的颠覆，亦唇亡齿寒，满目都是废墟。自年以来，我多次徜徉于倚邦街和易武镇，最大的感触，它们并没有因近年的普洱茶还魂而强势崛起，除了一踊而上的制茶作坊透出勃勃生机而外，两个名满天下的普洱茶圣地，仍然像天下无数的圣地一样暮气沉沉。钢筋水泥的房子多起来了，与制茶有关的残碑、压茶石、庙宇和会馆，却在大踏步的消失。与那些埋魂的古墓相反，我的印象，当代代相传的普洱茶文化之魂，被人们用当代的咒语和魔符，逐出寨门，这儿存活的无非是普洱茶的行尸走肉。我不是一个工商文明时代的悲观主义者，可曹仲盆先生《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金石之声，洪钟大吕，震得我耳膜欲裂：“民国二年，内地汉商又逐渐流入茶山，才又将茶叶经营起来……此次茶叶经营的兴起，历史不过二十几年，虽然远不及过去清朝时代，但也可观……又听人讲，这次茶叶的衰退，源于茶商抢购当中，制造了部分假茶，特别是易武搞的较多，致使对方不买。所以历史的名茶倒了牌子，造成制茶停业(此事记得是我在易武区曼腊乡丁家寨杨玉勋讲述所闻，该人原是那里的本地人，而且也是小茶商之一，我自己也认为可能有之)，从此以后，茶号倒闭，使倚邦的茶业遭到了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众所周知，在解释民国时期的古六大茶山普洱茶衰败之因时，常见的解释都说缘于法国人的无端打压，使越南这一普洱茶的最大聚散地受到了不可想象的破坏，但曹仲盆先生的文字，却让人在疯狂地把外因罪责无限扩大的时候，一针见血，挑开了内因的巨大脓。我知茶农命运多艰多舛，我亦高声呼吁建立“古六大茶山普洱茶文化保护区”，可当历史的闹剧露出重演之势，我亦只能像题诗于石壁的那两个小官一样，空叹息。
为此，从人类文化学的立场来看，倚邦和易武，仍然在不断地缩小。《后汉书·南蛮传》“交趾……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而食之，谓之宜弟……。”这种“食长子之风”，《墨子·鲁问》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焉，其国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也宜弟。”同样，在《墨子·节葬》中也有记载：“越之东有骇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噉人国、啖人国和骇沐国，之所以食长子，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婚前性行为极度自由，长者往往不知来路，为了纯洁血统，所以食之，而且这些国家有幼子继承父业的传统，长子不食，恐生后患。这种“宜弟”之习，让人毛骨悚然，但如若我们把古六大茶山视之为普洱茶的父母，把祖先传袭下来的普洱茶文化视之为父母所生的长者，那也就不难发现，“食长者之风”并没有灭绝，所谓“宜弟”，不仅没纯洁血统，而且让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用外人捐献得来的精液，靠试管人工孕育而成的孩子，掌管了父母的领地。
也就是上一个月，在我走访古六大茶山的时候，曾接过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说，针对某些强势媒体对普洱茶的恶意攻讦，一些茶商和学者，在昆明召开“保卫普洱茶研讨会”，希望我参加。我肯定不会参加。第一，在我心中仙品一样的普洱茶，不需要谁来保卫；第二，面对一点点风雨，淡定寂静并屡遭内外邪力挤压的普洱茶，具有一笑置之的品性；第三，南糯山的古茶树王一听“保护”二字，自己就被吓死了，“保护”二字，犯凶；同样，当易武成立了普洱茶博物馆，我力主的“保护”所导致的是，向守馆的工作人员敬索一点文史资料，他的第一句话“拿钱来”，所谓“保护”，不是推广和分享，而是封锁和垄断；第四，别人是在为保卫自己的钱袋子而努力，我在旁边喊口号，自作多情；第五，别谈保卫，洗手焚香，认真做茶，茶之大幸焉！第六，授人话柄，还不让人说，天下哪儿有这样的理？巴菲特有句名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只有在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我以为，有此潮水退去的良机，不妨让我们看看究竟谁一直在不知廉耻地裸泳，因为我也早已厌烦了个别败坏普洱茶清誉的不良茶商。
三
在距倚邦街二公里左右的一道山梁上，埋着“普洱茶之父”曹当斋，这道山梁也因此被称为“官坟梁子”。与易武土司伍乍虎一样，倚邦土司曹当斋，于清雍正七年即年，因“率练杀贼（缅甸军布队）有功”而被授土千总世职，乾隆三十三年即年以军功升土守备，其辖攸乐、架市、习崆、莽枝、蛮砖和革登6大茶山。在整个清代，倚邦一直都是古六大茶山的心脏，而作为清朝廷的土千总和土守备，亦作为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六大茶山贡茶采办官，曹当斋在统治六大茶山期间，其最大的功劳，也许并不是他将普洱茶推到了贡茶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从四川等地招募了大量的人员入山种茶，使六山真正地成为了茶叶之山。《勐腊县志》载：“清雍正元年（年）前，茶区农民就采制树林茶，即大叶种茶。雍正年间（-）石屏、楚雄、四川等地汉族迁来本地茶区后，带动当地少数民族开始对树林茶进行改造，砍去茶树周围的杂树草，翻松茶地，实行中耕管理。乾隆嘉庆年间（-）开山种茶，大建茶园，实行育苗移植法种茶，品种均为大叶种茶”。此中所列时间，绝大部分都属曹当斋执政期，只有其死后（乾隆三十八年即年）的时间，才是其子曹秀当政。也就是说，在曹当斋管理古六大茶山的44年内，历雍正和乾隆两朝，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强大的执行力，安抚夷民，开山种茶，整修道路，打击奸商，营建了普洱茶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让几千年来隐身滇土的普洱茶走上了波澜壮阔的茶叶贸易的历史舞台，并夯实了普洱茶作为贡茶的茶山根基，其开辟的曼松御茶园，更是把普洱茶的历史地位推至了巅峰。
“官坟梁子”距倚邦二公里左右的路程，但要从乡村公路下到曹当斋的墓穴处，要走半个多小时的林中小路。小路的入口处，长满了最常见的飞机草，一种极端丑陋而又繁殖力无比强劲的草。据说这种草之所以叫“飞机草”，乃是因为它们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的飞机撒播下来的，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片绵绣河山，变得丑陋不堪。我不懂植物学，什么时候得求证一下。在飞机草旁边，丢着一双沾满了泥泞的旅游鞋，想必是某个茶人，在拜祭了“普洱茶之父”后，在此换鞋而遗下的。
路至林中，以一小块空地为圆心，就分成了很多条。与我同行的王智平，一边采食野果和野树尖，一边跟我说，任何一条路都通向当斋墓。并且，还补充了一句：“我也要好好做茶，至少要把普洱茶的传统文化精髓传承下去，让人们能喝到最好的普洱茶。等到死了，也建一个墓碑，让无数的人们，在墓前走出一条路！”想想，他说的非常有理，曹当斋这一个入山做茶的川人后裔，尽管他全部的心力并非只花在茶上，成为土司，他的德行，须服从，一个异乡客，血统不正，服众之艰更甚；作为朝廷命官，才智韬略，杀贼驱虏之功，须在人上，既不惹怒山水，又要邀民心，悦朝廷，殊为不易！埋骨山野者，何其多矣，能在极地开辟近二百年的家业而上下皆誉者，不多。从其阅历，我们亦发现这样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好土司和好的朝廷命官，他肯定做下了数不清的善举德行，可令其名垂青史的却是普洱茶，何也？为民生计，一善传万年。我之仰当斋，他不像其他汉官因文化和生理上的水土不服而出言不逊，力主汉风融入夷风，就连家族的血液，也都化作了这片土地的甘霖。仅乾隆一朝，曹氏两度为帝王敕命，所谓世俗的荣耀，难出其二了。据家住莽枝山牛滚塘的袁其先老先生讲，曹家的一位后人，曾著书叙述曹家与古六大茶山的血缘史，我想读之，可惜都毁于“文革”，一本都找不到了。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所选的那条通向当斋墓的路，树影浮动，太阳的光，一块一块的，就好像天上人间的旅程上，有无数的神灵在不停地搬运黄金。与我想象中的圣灵之墓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以为当斋之墓，一定有维护和修缮，实际情况是，这一个古六大茶山的心脏，敕命碑旁长出了大树，碑体倾斜，欲倒未倒；坟墓亦如其他古墓，明显的惨遭过人工的践踏，一种类似于勿忘我的蓝色小花，掩没了被打掉下来的古狮子头。唯一忠心的是一群蝴蝶，绕着坟墓，上下翻飞。若人魂真能化碟，想必们中的某一只，就是年曹当斋那不死之魂所变，年时间过去，它仍不肯离开，因为从这儿，就可以看见倚邦街，尽管那儿的土司府，只剩下了几块柱石，像围棋中的残局，永远不会再有人去接着对弈。当斋坟的四周，还有多座曹氏之墓，一一都被盗过，创口处的野草和青藤，极力的想缝合这道德沦丧时代人类所留下的、象征兽行的耻辱之门，可它们依然敞开着。当高贵者的歇息处，变成了人类谱写邪恶之诗的舞台，我这一个诗人，满脸羞愧，泪化成血。也许几双盗墓人的手，拿走的只是一点点殉葬之物，而疯狂的“盗心”抽空的却是神殿的基石。
立于坟墓约10米外的大碑，亦称安人碑，当地人称“乾隆大碑。”碑高2.35米，宽0.73米，碑顶和两端刻有龙头龙身，龙头欲交未交处，是乾隆皇帝的玉玺。碑文如下：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国威覃布勤瞽之思武备勤修允重干城之选尔云南普洱府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材勇著闻钤娴习戌行振饬具知土伍无伟军政修明因见拊循有素欣逢庆典宜焕温緰兹以覃恩授尔为信校尉锡文敕命于策戏幕府文勋名祗承休命荷天家之光宠物替伐劳
制曰策府疏勋甄武臣之芪绩寝门
沿业阐贤助之徽音尔云南普洱府属茶
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之妻叶化毓货名
闺嫔右族撷苹采藻凤彰宜室文夙说
礼教诗具见同心之雅茹以覃恩封尔为
安人于戏锡宠章于闺惠向常流荷嘉奖
于缘繪劳声永劭
命
乾隆贰年叁月初陆日须
文宝
与此碑相似的，还有倚邦大黑山当斋之子曹秀之妻的古墓碑抗，碑文尚存于文献，碑已遭毁。碑文亦是乾隆皇帝的敕命。当地人称之为“贞节女牌坊”，因为曹秀率兵抚击入侵的缅兵，英年早逝，这位傣族“孺人”守寡近40年。敕命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因碑文大致相同，最大的异处，当斋之妻被封为“安人”，曹秀之妻被封为“孺人”，此处不录。据传，大黑山古墓，规模极盛，用大象驮来的大理石，经50个内地请来的工匠精心雕塑，搭设起来的墓碑，在此不尚坟垒的夷边，犹如天堂。为此，也才难逃“文革”之厄。有传闻，毁此墓，用的是炸药，不知是否属实。我曾在云南昭通永善县的佛滩乡，见识过以炸药焚毁吞都庙宇会馆所留下的废墟，手法雷同，时光相当，想必没什么意外。
建一种新文化，就要把旧文化连根拔掉，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屡有发生的重大行为之一。前几日，吾兄万迪恒赠我西林所编《残照记》一书，辑录的均是年至年一些中国人临死前的遗言。上有“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的绝笔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唉，如果坟中人还能流泪，他们会对生者流么？同时，书中还录了段祺瑞的遗言“八勿”。其中有“二勿”：“……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这“二勿”，在曹氏坟茔之毁的关节中，都反其道而行之了。鲁迅先生写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即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惨案发生时，段祺瑞是民国总理，他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并引咎辞职，终身食素，以示忏悔。他之遗言，亦是国之粹！
年攸乐起义的大火，在焚烧倚邦街的时候，口号是：“杀鸡不剥皮，杀汉要留彝。”因此，整座倚邦山城，只剩下了与基诺族有亲戚关系的倚邦乡长宋耀光一家的房子，什么土司府，什么关帝庙、川主庙、石屏会馆、江西会馆，什么正街、石屏街、曼松街，什么园信公、惠民号、升义祥、鸣昌号等茶庄，统统都变成了火中飞花，现在的所谓惠民号遗址，无非是在相同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房子，唯一承袭的，是一块不知从哪一座旧宅上搬来的浮雕石条。这样的石条以及石碑，杂草中、街面上，都能见到，正如曹家的那座府邸，一家之石，变成了多家之石，或镶之于墙，或饰之灶台，或为台阶，或深埋于土。埋在土里，又常被雨水冲出来的，是清朝各个时代的旧币，我曾遇到一个操红河口音的老太太，提来一塑料袋，让我们辩识。
倚邦街，一条荒街。出倚邦的古道口，有一台球桌，几个小孩围在周围。有人藏了清代的一块匾，上书：“福庇西南”，按字意分析，疑为曹府之物。匾挂于墙上，墙脚就是地铺，所谓福光，照耀的，更多是睡眠。
四
王崧《云南通志·宁洱县采访》中，对古六大茶山的界定是倚邦、架布、习崆、蛮砖、革登和易武，没有攸乐和莽枝，但更确切的说法，所谓六山者，有莽枝和攸乐，而无架布与习崆。但从这说法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架布和习崆在古六大茶山的历史上，一定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架布与习崆，原普洱县外贸局局长赵志淳先生，年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查考史料，据《普洱府志·地理志四》所载，攸乐山分为架布、习崆二山，所以架布、习崆实际上就是攸乐山。”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第一，架布与习崆，远隔攸乐山，中间立着革登、莽枝和蛮砖，与攸乐山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王崧所谓“古六大茶山”，更多的立意基于倚邦土司所辖，无非弃攸乐和莽枝而取架布与习崆，易武乃易武土司所辖，取之，则是混淆之过；第三，架布与习崆，本就有独自成山成名的综合实力，所谓命名，一时之势也，不排除王崧捉笔之时，架布与习崆正如日中天的可能；第四，官方文献中进行推理和考证，远不及田野考察来得确切。
架布与习崆一如彗星，一闪，划过天际，便消失了。但这两山，今日仍是茶山，划属于倚邦茶山。或者说，自古以来，这两山一直都系倚邦茶山的一部分，无非有人将其单独的析分出来。就像今日的班章，从来都藏身于布朗山，因其暴名，有人便只知班章而不识布朗山。不同的是，倚邦太盛，习崆和架布，永远都不可能盖住它。
习崆离现在的象明乡所在地，只有几里路。站在象明街上就可以看见高耸入云的习崆岩子，那儿每天早上都飘着白雾，时隐时现，状如象明街的守护神。王梓先老先生说，以前去习崆，翻此山，就要两个小时。现在，乡村公路修通了，20分钟就可到达习崆老寨。在老寨处看这面山岩，像一只巨大的乳房。作为习崆人，致力于古六大茶山历史考证的高发昌先生说，习崆老寨，原有多户人家。现在一户都没有了，搬至山下的习崆新寨，也只有几十户人家。寨基所在处，重新长出来的大树，或砍或烧，躺在玉米秧子中间，都足以诉说一段繁茂的成长史，在时间的河流上，老寨在那头，我在这头，彼此都抵达不了。我让王梓先老人指认寨基，他也觉得好笑，因为他指向之处，所谓石板大道、所谓纵横旁出的街道、所谓依山而筑的房子，仿佛从来就没有过，纯粹就是一个虚拟的王国，类似于基诺人的司杰卓密。作为昔日这些老寨烘托的雅典—倚邦街，都已成为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荒村；而且，当生长茶树的皇亲国戚的曼松也只剩下33户人家，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威逼来往的清风，将它们带走的人们全都喊回来。
人云亦云的石板路，早就躲起来了。遍山的茶树，也像它们的主人，不知去向何方，更多的是刚刚栽下的橡胶林。据象明乡政府统计，习崆一山，年产古树茶，仅只有一吨，我怀疑此字据，可白纸黑字，我一点也不敢把它改成吨。从习崆老寨旁新修的泥土路继续朝大山深处走，路的两旁生长着一种叫“割皮树”的植物。这种树，叶片可以喂猪，树皮因其纤维密实而成为手工造纸的上佳原料。我查了一下资料，这种“割皮树”，就是植物学中的构树，且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直有生产“构皮纸”的传统。这种纸的生产，可上溯至明朝时的“景东青纸”。明代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言及景东府土产时云：“青纸。其色胜于别郡所出者。”天启《滇志》亦云：“景东青纸，青出于蓝，宜其多也……物货之靛与纸，以供本地绰绰然，省城亦亟称。”
“割皮树”生长的地方，习崆人曾在此造纸，旁有一河，名纸厂河。按傣族制作构皮纸的方式，其程序是：①取构树皮，晒干；②将成捆的树皮，浸泡一天左右的时间，使之变软；③放树皮于大铁锅中蒸煮，加草木灰，搅拌，直至树皮被煮烂；④将纸料放入河中冲洗，弃草木灰和料筋等杂质；⑤在纸料置于木桩上捶打至半个小时左右，取匀细的纸浆；⑥纸料投入装水的地坑，以纱布帘抄纸；⑦连用纱布帘，放至阳光下曝晒，是为晒纸；⑧纸至半干，以小碗轻磨纸面，是为砑光，20分钟一次，共3次；⑨纸晒一小时左右即干，可揭下，即是构皮纸。
纸厂河边的纸厂，现在只剩比人还深的青草湮没的蒸煮房和地坑、石碾、石磨和石臼各一。与纯手工的傣族手工捶打纸料不同，这儿制纸，因巨大的石碾、石磨和石臼的存在，再加之那蒸煮房规模一如现在的厂房，想必规模要大得多。
与此法造纸，韧性强，很难撕裂，人们用于缅寺经书的抄写、祭祀用纸、孔明灯制作、纸伞制作等。可这些都是针对傣族和布朗族聚居的区域而言，在傣寨极少而以产茶为主的古六大茶山中，特别是在茶坊林立的倚邦和易武，这种纸的用途，当是用于包装茶饼为主。我见识一些类似于同庆号和宋聘号流传下来的百年普洱茶七子饼，用的正是这种土纸包装。现在的部分手工茶坊，制作顶尖的茶品，亦用此纸，只是六大茶山中已无制纸作坊，土纸多出自景洪和勐海。
说纸厂河边的纸厂，其所生产的纸用于茶叶包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它随茶兴而兴，当倚邦、习崆凋蔽了，它也就消失了。显而易见的是，在纸厂兴盛的时候，这儿也是一个文化中心。纸厂旁边有两个山蛮，一个刻凿“观音老母”和“训虎神”于绝壁之上，另一个则刻凿六臂持梭的“牛王爷”于巨石。观音寺所在巨石下，曾立有土墙，已经倒颓，废墟上，有一束野花和一块红布，不久前，还有人来拜过。以前，“观音老母”的左右两边，还有一对石狮子，也不知被谁敲走了。就像去年王梓先先生还看见的一个石碾子，今年再来，也被人取走了。“这一带的人，求子拜观音，求女拜牛王爷，但拜牛王爷的人少之又少，”王梓先说。牛王爷有两臂高举，托举圆形之物，分明是日和月，可当地人说，是茶饼。
五
茶叶贸易的萧条，直接导致了茶树的消失。无数的茶农跟我讲过，以前这一带山山皆茶，但因价贱，人们又没饭吃，只好砍茶种玉米。以近十年为例，所谓古树茶原料，每公斤，年3元，年8元，年16元，年32元，年45元，年56元，年和年85元，年元，年元，年元，可以看出，若要让茶农以茶活命，至年后方有可能。有台港地区和一些外国人来看茶山，听说大量的古茶树毁于刀斧和大火，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真是幼稚，当生存权都难以维护，古茶树又有何用？而且，这些茶树成百上千年生长在这儿，年年都有采摘，你不识之而着迷于其它茶品，谁之过？
与茶树的消失相比，人和寨子的消失更令人捶足顿胸。如果说习崆老寨的消失，尚有搬迁之因，那么，架布老寨的消失则显然是因为瘟疫。这是我所探访的众多老寨中，唯一寨子废墟与坟地紧紧相连的一座老寨。看着那景象，我第一次明白了“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旧尸未曾抬下楼，新尸又在竹楼上”这首民谣，所寓寄的生死惶恐，并且也可以想象出，当虎狼般的瘟疫来临，人们是如何的手忙脚乱，根本来不及把亲人的尸首葬之坟山，而是在寨旁便草草下葬。众多的坟茔，只有少数被盗过的有碑，其余都是三块石条立于坟头。不管是发生在道光年间或民国初年的“大瘟”，这些寨子边的坟，肯定不会有一根骨头上，刻着时间的考证游戏，所谓死者的诉说，是满树的以蝉为首的昆虫叫鸣，大合唱，让你发晕、腿软、心虚、气短。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山野间，从来就不会有白骨森森，冒出一块来，立马就成了野兽的腹中餐。王梓先老人有着足够的原始森林经验，在他引我入此老寨的途中，他一边执一束树枝于手，前拍我的背，后拍他的背，疯狂的毒蝇，一分钟时间，就有可能歇满人的脊背，它们那尖厉的细唇，隔衣而入，奇痒难忍；一边他总是指着路过的地方，根据痕迹，告之我，哪儿是白鹇啄蚁时留下，哪儿又是金钱豹打滚的地方。见到有灌木沿一个方向总是被折断，他说是狩猎者所留的标记……
架布老寨所在的山梁，是习崆老寨所在的山梁的另一面，站在更高的山梁上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颗绿宝石。进入其体内，则入了“毒蝇小国”。但不管是绿宝石还是“毒蝇小国”，也只有天才的空想家或视死如归的铁血壮士，才会相信，里面曾有过一个多户人家居住的寨子。没有王梓先老人，我不敢入；有了王梓先老人，每向前走一步，我亦担心会不会永远找不到出口。树木把天空都遮了，藤蔓和杂草都把空间塞满了。不愿做不吉的想象，可我始终觉得自已入了鸿蒙未开的领域，这儿不是人的，它属于其他生灵。在看不见树木的都市，我肯定想象不出，原来树木、藤条、野花、腐植土和昆虫的身体及叫声，这些人间越来越少的奢侈品，竟然可以组合成黑暗的王国。什么概念？科高等植物，属种变种和亚种，在此自由繁衍生息，这植物的天堂，理所应当的就会孕育死亡、幻觉、幻境和幻象，理所应当的就会赐我无边的恐惧。不担心结满靡烂之果的大象耳朵树背后会跳出一头金钱豹，也不担心树根像桃子、花蒂像丁香、果实像棕榈的疯婆娘树后面会站着鬼魂，我的恐惧，是这一片森林，唤醒了我与生俱来的所有勇气和意志，又在一瞬之间，将其消灭殆尽，剩下虚弱和不安。
没有林中空地，见到天空的地方，是因为那儿站着一棵比其他树更大也更老的树，它浑身都已土化，长满了寄生植物，但它还活着，活得让其他树不敢轻易向它身上靠。它的老，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树干，都像死过了千百回。它的下面，山势平缓。王梓先老人说，这是寨子的入口，树是寨中的神树，因为祭祀，这儿不知杀死过多少头牛。过了神树，一片高地上，有一大庙的废墟，庙墙是石垒的，供神的地方，堆满了一尺长、5寸宽的大青砖，入庙门，有三级平台，每一级平台下又有数级台阶……可这哪儿是庙啊，全是参天的大树恣意生长，倒象是人们在大树的底下，以树为神，筑了些通向树神的台阶，设了些拜树的祭坛，而这些树又不买账，静悄悄地就把这些人工的设施，一一的弄坏了。义字当头的关圣人，他的金身是在这儿矗立过，监督天涯聚众而居的人们，可是，他也不在了。凡庙必有的功德碑，王梓先老人以刀探遍杂草和灌木丛，也不见了，想必被山神收藏在了他的博物馆内了。最显眼的，是两个被损的龙头，冒出腐殖土，鳞片间的石痕，全是青苔，以树叶一再的拂拭，方露出本色。
大庙下的寨子遗址，与大庙无异，当年的堂屋、卧室、厢房、灶台，一一站着抱粗的大树，石条路和舂米舀，像天外飞来之物，缩身于角落，一个个旧屋基，像金钱豹打滚弄出来的平台。一阵大风吹，树树附合，疑有人声，疑有路过的孟加拉虎的叹息。寨子的格局，其实极有气象，错落有致，而且向阳，可人工留下的，除了不腐的石头和砖，竟只找到一截还在站着的柱子，王梓先老人说，这是铁木。但铁木也已被雨水一再的剥洗，像我在新疆沙漠上看见的那些胡杨木的骨头。
大庙之毁，据说毁于人工；寨子之毁，则毁于天意。在众坟之间，王梓先老人曾力图找一座“吹大烟的人”的坟让我看，说凡是这种坟，不但无碑，后人还会在坟头置一铜烟嘴，翻了一堆堆树叶，找了半天，就是没找着一个铜烟嘴。其实，在这儿，这种因吹大烟而亡者，或许才是善终，他不仓促，他的后人也不仓促。
六
台港有一学法：“侠有金庸，史有高阳，吃有鲁孙。”鲁孙即唐鲁孙，本名葆森，满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其洋洋洒洒的谈吃文章，上至皇家珍馐，下至苍生小吃，天南地北，无所不色，让无数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害尽了相思之苦。那谁是珍妃呢？珍妃者，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和政治上的红颜知己，空怀救国济世之心，死于慈禧之手。她之死，全因她太爱光绪并对光绪寄托了太多的政治梦想。说珍妃，当然是想强调唐鲁孙的血统，强调唐鲁孙的血流，当然是想引用这位“华人谈吃第一人”说出的关于普洱茶的文字。他在《说烟、话茶、谈酒》一文中说：“宣统出宫后，故宫清理善后委员会曾经在神武门出售一批剩余物资，有大批云南普洱茶出售。先祖母说百年以上的古老普洱茶可以消食化水、治感冒、祛风湿，价钱比中等香片还便宜，所以买了若干存起来。到了冬天吃烤肉，吃完有时觉得胸膈饱胀，沏上一壶普洱茶，酽之地喝上两杯，那比吃苏打片、强胃散还来得有效呢！”引此段文字，有两个佐证目的：第一，今年因普洱茶风靡全国，有一些权威机构的专家跳了出来，痛斥普洱茶，说普洱茶放久了，便无味，功效之说乃是炒作；第二，唐鲁孙文中所说的“先祖母”，当与珍妃年纪相当，珍妃死时25岁，随后便是清朝廷的亡命期。他所言的上百年的普洱茶，按大致的时间测，当产于清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也正是普洱茶的鼎盛之时，意即出自倚邦或易武。现在的许多所谓专家，上百年的普洱茶，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更不可能“酽酽地喝上两杯”，那他们为什么要对普洱茶说三道四呢？唐鲁孙之言，不知能否堵住他们的嘴？至于强调这些百年普洱产于倚邦或易武，乃是因为在皇家茶官曹当斋的史迹上缠绕了半天，理应告之他在天之灵，所谓贡茶，贵胄子弟唐鲁孙都喝到了，而且上了百年，还是“酽酽的”，只是稍有不幸，因为清代的皇帝一出宫，普洱茶不仅不“价等兼金”，而且还赶不上北京市民所喝的中等香片的价格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想想，为了把这些茶弄上北京，为了让茶山宁静并尽可能的多收些赋税，倚邦的曹府和易武的伍府，做出了多大的努力。特别是易武，这一个南诏时的“利润城”，在“以茶治边”，的年代里，便如迤南天际的一轮太阳，以茶之利而充军需，光焰炙人。而当明末清初的植茶大潮勃兴之后，《镇越县新志稿》载，嘉庆和道光时，年产茶可达10万担，制茶运茶人6万，易武、麻黑、曼撒、曼洛等山川间的小寨，也因此而土木兴、城镇起，会馆林立。就像曹氏获敕命，这边的茶庄也于光绪二十年获御赐“瑞贡天朝”之匾，所不同的是，一赐官，一赐商，官正获赐稍易，商正获赐太难。官正则商正的概率大，商正则未必官正。就为了唐鲁孙这样的人家，“酽酽地”喝，我以为，易武这一古代普洱茶的圣地，它历史上最具人性之光的一桩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道光18年即年，茶商张应兆于易武刻立了“茶案碑”，碑文如下：
断案碑记小引窃维已甚之行，圣人不为，凡事属已甚，未有不起争端也。如易武春茶之税，每担收一两七八钱，已甚曷极，故道光四年，兆约同肖升堂、胡邦直等上控，求减至七钱二分，似于地方大有裨益。乃道光十七年兆之二于张瑞、张煌幸同入痒，兆到山浼，易官谕茶民帮助此须，似合情理，奈王从五、陈继绍不惟怂恿易官不谕，且代禀思茅，罗主差捉刑责，掌责收监伊等之夥*暴虐，额外科派概置不论，兆不约同吕文彩等控经南道胡大山蒙批仰普洱府黄主讯断全案烦见将祥道移思扎饬易官遵奉缘由勤石以志不朽云谨将署普洱府正堂黄主详上移下文卷定章录刊于左查此案前经敝署府审看得石屏州民人张应兆、吕文彩等先后上控易武土弁伍荣、曾字识、王从五、陈继绍等，年来诡计百出，夥*暴虐，额外科派各情一案，缘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籍石屏州于乾隆五十四年前，宣宪招到文彩等父叔辈，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今多年，无谓前茶价稍增，科派尤轻可以营生，近因茶价低贱，科派微重，张应兆等即以前情赴宪辕卖控，奉扎下府，遵即移案，证遂一查讯，条款内补土弁字识等折收。
贡茶，系奉思茅厅谕该首目，以二水充抵头水茶，本年部银三百两，系买补头水茶，嗣后二水行禁革。易武私设刑具，讯系管养押罪人，但不得妄拿无辜，其抽收地租仍照旧例。易武一案，上纳土署银二钱，以作土官办公善膳，一钱存寨内办公。如该土弁赴江、赴思夫马照旧应办，仍邦供顿银三十两，自曼秀至曼乃各寨，仍照旧上纳土署银三钱，赴江、赴思夫马供顿使费，以及吃茶四担，各寨揉茶银十两，祭竜猪四口，水火夫一名，永行禁革。易武土弁，因公出入夫，不得过二十名，马不得过十匹，该土弁无事不得出寨，及黑夜行走，遇有公件许用火把夫二名，马一匹。如遇江上派款，仍照通山分剖，由思由江回署，各首目拴线，只许用鸡酒，镯听其民，便不得苛索，酒课（每年每个瓶子）上纳三分，不许任意派收，又加派茶价银五两减免，不得派收。该土弁有事需银借贷，听其民便，不许逼借。至通山应办江干银三百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差脚尾巴银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照旧办理，责成各寨客会收发通山站所听其民自裁。又李洲、李增弟兄三十七两，讯系李洲畏烟瘴，央王从五等催人抵李洲赴江工银，黄金熔银二十两，钱四千文，讯系因张占甲板扯张义成银四十两，讯系因使大等子，又贾小四诈车上驷银十两，讯系因张应兆父子住宿车上驷家，车上驷畏罪给贾小四之项均已罚入庙内，修庙修路。并将土差贾小四责惩，俱已遵断具结存案，请免置议缘奉。
批饬理合，将讯断缘由具文详请
宪台府赐查核批示销案，实为公便等情奏
批查比案，既经该署府提集原被人讯断明确，两造俱已久服。如祥准其销案，叩即查照，并移思茅厅知照，此缴等因奉此，当经移知前厅饬遵办理在案，兹奉批前因合再录看，移知为此。合关贵厅查照迅即扎饬该土弁遵办，毋得玩违。该民人等，亦毋得借词藐玩，均于查究切切须至关者。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移思至十二月十七日，扎饬易武内云该土弁，勿得再行违断监派，并将遵断缘由先行据实禀覆核夺，奈王从五、陈继绍硬不代禀，恐日久仍蹈前辙，因立碑为记。
道光十八年岁在戊戌孟冬月望十日张应兆同合寨立。
我之所以说这一勒碑事件，颇有人性之光，因为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茶商活命，常为地方土官盘剥，是以张应兆约同品文彩上控。没想到这一民告官的案件，竟以民胜诉而告终。更让人惊喜的是，张应兆勒石立碑，将案情广昭天下，文中不泛贬官之语，土官们也让这碑留存了下来。当然，这块石碑的价值远远不拘于此，它所陈情的茶山之乱和茶市之艰，其实还预示了随之而来的古六大茶山的灭顶之灾。在本书中，我曾列举了莽枝山和革登山形成空寨的时间，也就是道光皇帝崩驾的道光二十六年前的二三年。道光年间的瘟疫扫荡六山，六山元气大伤。此碑乃道光十八年所立，说的是人祸，殊不知天灾亦到。人性之光难救，势也；唐鲁孙能喝到此时的普洱茶，亦恐是天下唯一得益的人了，一如在瘟疫中得利的医生。
从私小的角度看，“茶案碑”一如后来白云洞中的小官们的题壁诗词，都可划入“耻辱碑”范畴。再联想到“保卫普洱茶研讨会”，倒也希望人们立一方耻辱碑，说清楚“保卫”的缘由，亦者实几个“裸泳”之人，以碑而示，但求普洱茶多舛之命得以吉祥。
备注：本文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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