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先祖创勋业千年古桑现朝阳
在今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俗称“小西沟”）的僧帽山下，有一棵高达十余米、须五人环抱方能围拢的古桑树。据当地人许宏夫透露，经朝阳林业部门鉴定，这棵桑树的树龄约为年，之前，村里人将这桑树与近邻的一棵暴马丁香，合称为“夫妻树”。炎炎夏日里，这棵古桑树繁茂的枝叶撑起一方“绿色的天空”，配以暴马丁香的扑鼻花香，村民坐于树下乘凉、聊天、喝茶，简直是一种享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说法后被一位朝阳资深考古学家孙国平听到，“年”的数字，立刻引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这不正与当年慕容廆从江南引进桑种于朝阳培育的时间高度吻合吗？
年9月10日，三位慕容后人（从左至右）：慕晓亮、慕万芝、慕明玺在朝阳“慕容桑”下合影留念（张松摄）
01朝阳资深考古专家孙国平发现“慕容桑”
今年（年）72岁的孙国平是朝阳县文管所的第一任所长，从事朝阳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三燕研究迄今长达50余年，近几十年来，朝阳地区几乎所有的墓葬发掘、文物收存，他都参与过、经手过，阅历深厚，经验丰富，无人能及。孙国平始终坚持认为，朝阳的历史文化涵括广泛，但其根基、其精髓，是三燕文化，是慕容文化，朝阳历史与众不同的，对外叫得响、立得住的金字品牌，不是其他，是三燕，是慕容！正因有此深厚的知识储备与情感积淀，所以，当他一听说三道沟村居然存活着一棵千年古桑，便立刻将此桑树的由来与朝阳悠久的三燕历史自然挂钩了。
发现“慕容桑”的朝阳资深考古学家孙国平先生（李家宾摄）
年5月份，孙国平亲赴三道沟村考察这棵古桑树，见一村民从树旁的水池里用水管引水，注入古桑树下的树洞中，结果灌了三个小时仍未灌满，深不可测。
许宏夫补充说，有位少林寺的高僧一见此千年古桑便兴致大开，化缘多万元计划围绕这棵古桑建座大庙，但此地在努鲁尔虎山自然保护区内，不许建庙烧香，只能作罢。“这棵古桑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空气清新、水质洁净，我家的水壶用了十几年，一点水垢都没有。喝这里水生活的人，很少生病，90岁的老人身体健康，能攀山越岭，上山打草砍柴！”许宏夫说。
主编过《前燕后燕北燕史》的朝阳学者周亚利，同意孙国平的说法。周亚利认为，朝阳地区种桑养蚕的历史，史载是从慕容廆开始的。辽西原无桑蚕业，慕容廆与西晋接触后，“教以农、桑”，“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慕容氏原以畜牧经济为主，自此后逐渐融入农业经济，国力迅速增强。
冯氏替代慕容氏建立北燕后，种桑养蚕的传统延续不辍。北燕天王冯跋下诏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今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zhè）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慕容垂兴复燕国江山时，曾与苻丕统率的秦军对峙，相持经年，幽、冀两州发生饥荒，燕军多有饿死者，慕容垂为了以桑椹充军粮，下令禁止农民养蚕。可见，当时种桑养蚕的风气在燕国辖境内是何等的浓厚。
孙国平建议道，这不是一棵平凡的古树，而是具有一定人文价值与内涵的“三燕文化坐标”，应该给它改名为“慕容桑”，以纪念那段已逝千年的朝阳动人历史。
02还原真实慕容廆：当世人杰，慕氏翘楚
将桑树品种从南方引入朝阳地区的慕容廆，是历史中的一位旷世豪杰，是王侯林立的慕容家族中的挺拔英才，人杰翘楚！
慕容廆（年—年），字奕洛瑰，昌黎棘城人，乃鲜卑贵族首领莫护跋之曾孙，慕容木延之孙，慕容涉归之子，燕王慕容皝之父。慕容廆形貌英武，“魁岸，美姿貌”，“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素有识人之鉴，慕容廆少年时前往拜见，张华见之惊为天人，预言慕容廆成年后“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将自己的帽子送给慕容廆，结为忘年之交。
刻有慕容廆遗训的“慕容戒尺”（资料片）
慕容廆为人睿智，善于乱世中精准判断形势，有主见，不乱站队。西晋永平元年（公元年），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历时十六年之久的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后，天下随之大乱，刘渊、李雄、石勒等先后起兵，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战乱之中，如鲜卑拓拔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司马越为敌。此时，慕容廆则采取了观望政策，并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年），自称鲜卑大单于，仍尊奉晋室，心向朝廷。
慕容廆虚心纳谏，他听从汉族谋士鲁昌、高诩之言，派使臣王济专程由海路前往建康（今江苏南京），力挺琅邪王司马睿承续晋国帝位。棘城之战后，慕容廆又接受宋该的建议，遣裴嶷奉表并携带所获宇文部大单于的三枚印玺，前往建康献捷。
为表彰慕容廆的忠心与战绩，南渡的晋廷对其不断封官加爵：如东晋太兴三年（公元年），帝遣使者拜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东晋太兴四年（公元年）十二月，东晋以慕容廆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赐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晋成帝即位，加慕容廆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
实际上，慕容廆当时已成为晋朝在北方的“合法代言人”，慕容廆的封号、政权是代表正朔的晋室公开认可的，慕容廆的军队是十六国南北朝时代法理上“国家正规军”。此后，慕容氏无论是讨伐宇文、段氏、高句丽，还是进击后赵、冉魏，都是代君行道，以伐有罪，始终是站在国家法律与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因此，后世史家受夷夏大防偏见影响，把慕容列为五胡之列，将慕容燕国视为叛乱割据政权，这是违背事实基础，完全不符历史真相的严重误读！
慕容廆期待晋室北伐，他于北方策应（廆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怎奈晋朝君臣胸无大志，满足偏安，令慕容廆大失所望。
按慕容廆的功绩与能力，他本该受封燕王，但掌控大权的东晋太尉陶侃对此爵位竟迟迟不给，直到慕容廆去世，亦无下文。晋室这种“既让马儿跑又不让吃草”的两面派做法，伤了慕容忠心，以致离心离德。
慕容廆是一位军事天才，无论是直面汹汹杀来的宇文氏十万大军，还是迎对宇文、段氏、高句丽的几十万“三国联军”，他或强攻、或智取，总能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立于国都大棘城头，慕容廆和他的将士们指点江山，谈笑自若，那种“哪管敌人逞凶狂”的自信与气概，令敌望之气沮，令后世之人读之神往。
慕容廆病逝后，其子慕容皝接班。公元年五月，后赵皇帝石虎派三十万大军征讨前燕，进逼棘城，慕容皝大惊失色，若非慕容廆时代的重臣封奕苦劝，险些弃城而逃。另一位慕容廆提拔重用的谋臣黄泓进言道：“贼有贼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慕容皝说：“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黄泓释言道：“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于是，慕容皝坚守棘城，“及期，季龙（石虎）果退，皝益奇之。”
慕容皝乃前燕开国之君，是龙城（今朝阳市）的缔造者，堪称一代雄主，但面对严峻危机，慕容皝的表现较之其父慕容廆的定力，高下立判，足见慕容廆的领袖风采！
03慕容廆治国理念的“四个不可以”
朝阳三燕学者周亚利表示，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的佼佼者，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亲朋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用今天的话说，即司法要公正公平，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那些有才德、有情怀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基石，一定要礼敬之、重用之；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不能有丝毫疏忽；身为领导者，耽于酒色，亲近、信用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徒，这是国家祸乱的征兆，岂能不死守严防？”
“慕容廆治国理念的‘四个不可以’，是慕容鲜卑由弱至强，雄霸一方的指导思想。此后，慕容氏建立数个政权，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这都是慕容廆为之打下的根基！”周亚利感叹道。
朝阳三燕学者周亚利在慕容桑下讲述慕容廆的历史（张松摄）
慕容廆当政时，与那些嗜好杀戮劫掠，声色犬马的胡族权贵不同，他有好生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