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0/11/19 6:26:00
摘要：从细微处探寻郑天挺教授及其西南联大同人的日常生活，诸凡起居睡眠、身体保养、饮食及爱好、家庭生活、亲近自然、文物鉴赏及各种文艺娱乐活动、怀念故世亲人、宗亲姻亲往来、书写日记与砥砺修身等。郑先生和联大教授深知人生活在群体中，主动“求友”，交友，做诤友，互相鼓励，排忧解难，促进向上，丰富生活情趣，提高生活品质，使得走在积极人生之路上的生活更有活力地向前迈进，令生活丰富多彩。郑先生与联大教授的生活与时代社会风气相契合，具有三方面的一致性：战时环境处境相同、爱国精神一致，具有中国必胜的信心；传统道德的仁爱精神、士人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承；维护具有独立人格新意识的时代精神。关键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诤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年面世，就被选入当年历史学年度书单（50部），评论文章相继面世，大多从它反映的教育制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就立论。诚然，西南联大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高等学府，确应论述其历史意义。笔者另作思考，将借用此书资料从细微处探寻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试图揭示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人生应有怎样生活的启示。《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的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的细致的社会生活资料，供我们来了解、领略郑毅生天挺先生①及其同事立志、立功、立言、求友的生活，也即那些饮食起居、文化娱乐、友朋往来的日常生活，从中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应有怎样的生活，又如何去生活？②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笔者将借用《日记》资料在本部分描述郑氏个人的日常生活，兼及家庭的、亲戚间的生活。所说的日常生活，系指起居睡眠、身体保养、饮食及爱好、家庭生活、亲近自然的乐趣、文化鉴赏雅兴、各种文艺娱乐活动、对故世亲人的怀念、宗亲姻亲间的往来、书写日记与砥砺修身诸方面。（一）起居睡眠与身体保养起居休息状况：年3月23日的《日记》写道：“八时起。草文稿未竟，上课在即，暂中辍。下午小睡。闻膺中病，往视之，热度甚高，有谵语，不得好睡，喉肿，似为传染病。归。检上课用书，十二时就寝。”[1]（P）将早起床，晚就寝和中午入睡的情况记录下来。睡眠状况，时有记叙：年7月30日：“近顷以来，每多饮茶或进加非（咖啡），入夜辄不能与往时虽深夜饮浓茶而熟睡者不同矣，岂身体不如前耶？”[1]（P）同年8月3日：“近日睡眠少，胃疾发，腹部左下偶隐痛，按之又不觉痛，不知何疾也。”[1]（P）从睡眠状态深究身体状况，是否有疾病潜伏。从这两天的日记，不难发现郑氏透过睡眠情形，思索健康状况，表现出关心自家身体，爱护身体。郑氏有两项健身活动，就是步行和练拳。步行几乎是他的日课，在长沙、蒙自、昆明莫不如此，回到北平因为事忙坚持不好，但注意到了力求改正。在长沙步行的情形：年2月8日《日记》云：临时大学“校中庭院广大，日环步五周，约步，虽雨中亦张盖缓行”[1]（P18）。为健身，就是下雨天，也打伞行走，保证不间断地健身活动。在昆明西南联大，绕翠湖步行，多半是在晚间，或个人独往，或与友人边散步边聊天。如年9月25日晚饭后，与陈雪屏见“月色佳，复在翠湖闲步，坐石凳，谈至十一时乃归”[1]（P）。步行的健身功能之外，还有益于思考学术课题。这种体会写于年8月9日的《日记》中：“余杂事太多，几于无暇。构思惟独步孤行，长有所得。”[1]（P）年4月1日回忆，“余在昆明，出入皆步行”。“回平遂以车。今日下午再（次）入校，以车夫假出，雇车而往，归来步行其半，仍应多多步行也。”[1]（P）他这种步行健身方法坚持到晚年，所以南开大学教师能够经常在大中路上见到他健步行进的身影。上世纪60年代前期，郑氏在北京翠微路中华书局点校《明史》，每天与同人打“八卦掌”③。《日记》明示，郑氏在昆明练习拳术，如年4月7日下午4时在才盛巷办公后练拳，每周两次，师从武术家吴志青。[1]（P）两次，大体上是在周一和周五进行。正因此于年4月26日给吴志青著《武术理论辑要》写序，还请任继愈等人提出修改意见。[1]（P）《日记》不时出现身体状况不良的记叙，像腹泻、胃疾、便秘的文字时或见之，表明书主对自己身体的爱惜，才予以记录。俗语人食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郑氏在昆明得过较为严重的病，在北平得了感冒。昆明的那场大病，医生说是患的斑疹伤寒，可能不准确。病情是，自年12月13日开始不舒服，16日上课就很吃力，就诊服药，18日体温达39度5，直至25日都在38度以上，27日体温恢复正常。病中因“高烧神经不定”，“夜睡昏沉，似有乱梦，不自觉”。不能起床，大便亦在床上。21日，“连日食极少，惟进牛乳、藕粉”。31日，思索致病原因：“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15年（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余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联大总务处事本杂，更益以事务组，月余来又为讲演事，多翻简册。余就寝枕上必读，往往至一时半以后，每夜睡眠不足六小时，而午睡或能补足或不能补足。自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小时，此积劳也……（衣服被褥不在身边，受凉）此积寒也。”此次之病，“由肠胃之不良所致”。归纳起来是三条：积劳成疾；饮食无常与节制不好；季节变化，受寒。[1]（P~）亏得素常身体好，顶过来了。年3月中旬得了感冒，服用阿司匹林，较快退烧，但喉痛，饮用胖大海水和铁迪丸治愈。[1]（P~）生日自寿。夫人周稚眉在日，嘲笑郑氏“重视生日”。诚然，郑氏对自己、对子女的生日，对祖父母、父母、前母的冥寿都很看重，究其原因，应该是身体受之父母，故应爱惜，于是有相应的仪式和行为，这就是为祖宗上供，讲究吃食寿面。年8月7日，阴历七月初四日，《日记》云：“今日为余42岁生日，不能上供祀祖，惟默祷而已。”自年冬天，至今四年没能在生日祭祖。而这一天北大同事郁泰然为作寿面，刘育伦为郑氏拍摄相片二张。[1]（P~）年8月4日，阴历七月初四日，郑氏早饭食面一碗，中午又吃一大碗，晚间赴友人祝寿宴会（罗常培与郑氏同日生日亦出席宴会），饭后去拜见老师蒋梦麟，也许含有在生日敬长辈的意思。也就在这一天收到长女郑旻祝寿信件。[1]（P）年7月10日是长子克昌生日，晚间与在昆明上大学的长女郑旻下饭馆，各食面一碗。[1]（P）回到北平之后的年7月6日（阴历六月初八日），郑旻、晏两姐妹生日，恢复传统的“上供”。其时郑旻在上海，“殊念之”[1]（P）。周夫人年故世，郑氏不续弦而独身。年9月1日，余培忠请他做证婚人，辞谢，“余不愿以不祥之身妨人嘉礼也”[1]（P）。世俗，证婚人应当福寿双全，失去配偶就不是“全福人”，不配作证婚人，请人者没有这种顾忌，而被邀请者想到了，反映郑氏对人生的多方面看法，尤其是传统观念的保持。要之，郑氏爱惜自身，留意于健康状况，以便创造个人、家庭的幸福，更好地服务社会（二）饮食与爱好郑氏独身居住在西南联大教工宿舍，不起火做饭，入伙教师食堂，然而常常因工作忙，像前述的做事到午后一时，自然赶不上饭点，就不入伙，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用餐，常吃的是面条、包子、馅饼。如年7月28日，晚饭吃包子、馒头。[1]（P）或买馒头、大饼就着酱菜吃食，这种不能正常饮食就是致病原因之一。他的人缘好，联大、北大教员同事、北大职员同事常常请他吃饭。如在年12月21日，郁泰然因为明日冬至，“今日备鸡、鱼、腊鸭为晚饭，并设酒，此战时客中强自为乐也”[1]（P）。郑氏与雷伯伦海宗④教授频繁往来，多次接受雷氏邀请去做客。年2月17日晚间，吃烫面饺子，饮“肥酒，色作翠碧，极美，惜不能多饮”[1]（P）。年2月12日在雷家吃合子，属于馅饼类的饭食，交“谈甚畅”[1]（P）。6月25日晚到雷家吃包子，同去的有罗常培、姚从吾、杨振声。[1]（P）在雷家吃饺子、菜合子、包子，是北方食品，而雷氏恰是河北人。郑氏祖籍福建长乐，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北京，饮食习惯自然具有北方风味，甚至爱吃满人食品萨其马。[1]（P）最爱吃的菜肴是螃蟹、鲥鱼，还有淡菜。[1]（P、）这应当是南方人饮食习惯的传承。据笔者所知，晚年的郑氏喜食坚硬零食核桃，其实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日记》常有购买花生、核桃、栗子的记载，如年9月19日买栗子一斤[1]（P），10月4日又买栗子一斤。[1]（P）同年9月5日，10月3日、8日、21日、23日、30日，11月5日相继买花生。[1]（P、、、、、、）不仅自家喜好吃食花生，还买了送给章廷谦。[1]（P）年11月28日，买核桃，12月3日购花生糖、核桃糖。[1]（P、）郑氏因为自己不做饭，为加强营养，经常吃食鸡蛋，所以《日记》里常有购买鸡蛋的账目，而且为了方便，吃生鸡蛋。郑氏有喝茶习惯，在通常情形下晚间喝浓茶也不影响睡觉。作为教授对西方食品自然不会陌生，喝咖啡是常见现象，多半是和友人一起去咖啡厅品茗，或者在朋友家饮用；偶尔到西餐馆进餐或在朋友家食用。年9月23日晚间，在樊际昌家“进西式餐，其夫人所烹，甚精美”[1]（P）。总体上说，郑氏因不能自己做饭，进餐在学校食堂之外，是饭铺的常客，南北方饮食兼用，而尤喜欢北方的面食。可能因为独身生活，经常吃点零食，偏爱坚硬果品，在北平也是如此，如年4月27日购买花生。[1]（P）（三）家庭生活与关爱子女郑氏于年11月中旬独自离家，先后到长沙、蒙自、昆明，留下幼年儿女五人于北平；年11月初返回北平，离家整整八年。惟长女郑旻于年8月14日到达昆明，进入联大学习，身边有了一位亲人，但总是与其他儿女远隔数千里。直到回到北平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家庭生活。因此这里所说的家庭生活，主要是指通过家书关心子女，照顾在身边的长女；在北平的家庭生活，以及关爱子女的特殊表现：不再结婚。年1月30日，阴历除夕，国人“每逢佳节倍思亲”，郑氏亦复如此。《日记》表述了这种心情：“午，作书告诸儿，家书第16号。”[1]（P14）书信对家人说了些什么，没有交代，但一个“告”字，会讲述自己情形，同时透露出教导子女在送旧迎新之际努力的方向；这是离平后的第16封家信，表明他每月至少会写一封家书。下午，他走出校门，见有花灯摊贩，灯上有吉祥文字和官名。有一个七八岁的围观小孩很想拥有一个，郑氏就买了一个有“军长”字样的灯送给他，并祝他“长成为军长，小儿大乐”。可以想象他是将对子女的爱移到这位不相识的小孩身上了，也如同实现他的父爱。这一天，他是思念亲人不已：“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亦从无除夕元旦不祭祖者，思之惶怃。……（凌晨五时）默祝，然后就寝。”[1]（P14）家信之外，就是费神汇款，接济家用。北平是敌占区，不能直接汇款，要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辗转汇兑，所以很费神。汇款人还不能写真实姓名，敌伪政权看到中国公教人员寄款名字，就会迫害他的家属。郑旻从北平经重庆来到昆明，郑氏去航空公司迎接，见公司汽车中“一女子，似是旻儿，又不甚似。车停，果旻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晚间父女交谈，女儿讲述弟、妹学习情形和性格，直到十二点半才就寝。[1]（P）郑氏对子女的深厚情怀，《日记》不作披露，如郑旻讲述弟、妹优缺点，郑氏只记录，不作感情的叙述。对到了身边的长女，《日记》多次出现，从两件事情上看出他的关爱。一件事是郑旻住校，每次来看她父亲，凡是晚间，郑氏必定将她送到宿舍，天下父母都是这样关心女儿的人身安全。另一事是供给费用，年轻的女大学生，饭费之外，着装费、化妆费较大，如买皮鞋，《日记》的支付账中常常出现郑旻的名字。作为战时的西南联大教授，经济上大多拮据，郑氏之困窘也是为多人所知，以致靠预支薪水度日。但是郑氏总是满足女儿的需要。郑氏回到北平之后，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最明显的是饮食正常了。上午到学校办公，中午回家进餐，不用赶食堂饭点或到饭铺，没有饥一餐饱一餐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和子女在一起，关心他们的学习、冷暖，带他们游公园，逛商店。年2月4日，阴历年期间，携带克晟、易（克扬）逛节间儿童玩具市场的厂甸，次日又带幼子去厂甸。[1]（P1）3月29日上午和昌、晟、易三儿游览中山公园。[1]（P）4月28日为儿女四人做衣服付费。[1]（P）6月1日，依据性别年龄给予子女不同数量的零用钱。[1]（P）7月2日与克晟一同去理发。[1]（P）许多晚间与儿女交谈。如此这般子女们得到父爱，阖家享受天伦之乐。郑氏于年丧偶，时年39岁（虚龄），一般人都会续娶，友人、亲戚关心他，不时规劝再婚。年3月24日晚间，梅贻琦请客，席间杨振声、周炳琳、罗常培、章廷谦、钱端升、陈雪屏、路三泰等人劝郑氏续弦，所谓“屡以余家事为言，意固可感，然余别有伤心，非诸公所能喻也。旧有句云‘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不足以语人也”[1]（P）。年5月26日，表姐夫力舒东劝续弦，并从生理、健康需要说明原因。[1]（P）不仅亲友劝谏，并且有人追求他。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王玉哲师与我们年轻助教闲聊西南联大逸闻趣事，说有一位女副教授追求郑先生。郑氏对这一切全不动心，就是为了儿女——“怜儿”。他得知陈雪屏前妻的儿子与继母不和。[1]（P）蒋梦麟的女儿与后母陶曾榖时有争吵。“有此类不幸事，此余之所以不敢谈续娶也。”[1]（P）他是害怕新妇对子女不好，儿女受委屈，于是不考虑再婚，以牺牲自己新的婚姻为代价，可见炽爱儿女到了何等程度。还有与周夫人的深厚感情因素，伉俪情深同样是重要原因。在周夫人亡故一周年的年2月6日，郑氏伤感中闭门不出见友朋。罗常培、罗庸、陈雪屏、魏建功“数次叩门”不应声，罗庸约往食面，往返三数次，罗常培约往校外便饭，都谢绝了。[1]（P17）周夫人二周年忌日，悲伤至极，以致不能写作，闭户为之“诵经一卷”。吴文藻约茶会、章廷谦请吃晚饭，均辞未往；蒋梦麟知道他的心情，特请罗常培、陈雪屏约来聊天，只玩陞官图两转，辞归。“盛意可感，然又乌知余之伤心哉！”[1]（P）（四）亲近自然的乐趣郑氏有植树蒔花的雅兴，游山玩水，颇能领略大自然鬼斧神工；作为文化人，参观名胜古迹，必同学术考察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学术收获之喜。郑氏在北平宅院植树养花，年5月14日收到家信，得知“家中诸花盛开，而余尤念念于庭前手植之苹果两株也”[1]（P）。年5月19日，购买石莲两盆，绿叶形似莲，热带产物。[1]（P）年4月3日，同事郁泰然在公园门外购得苏州柳，赠送郑氏，郑氏知道“苏州柳”是俗名，并非柳树。[1]（P）显然是郑氏爱好花卉和盆景，郁泰然才买来相赠。从昆明返回北平后，年4月7日，起床后修剪花枝，与儿辈浇水。17日，院内丁香、海棠甚盛，督率儿子浇水，剪去藤萝枯枝。19日晨起，“仍为花事忙”。[1]（P1、~）郑氏在昆明游览西山、大理苍山等自然景观。年1月24日，上课后回宿室途中见西山景色，“西山染黛，落照飞红，顾焉乐之，口占一绝”：“掩黛西山别有情，含晖如饮复如倾。胜因村外归来晚，闲踏清畦看绮明。”[1]（P）年10月27日，在呈贡山观景：“绕山头一周，远望滇池，彩叠数色，不辨为云、为岚、为光、为水、为山、为田也。”[1]（P~）年7月30日，登大理圣应峰，此处有七潭水，在碧漪亭看潭水，“水色澄若琉璃，深浅不一，色绝美”[1]（P）。这几处游玩和《日记》的描述，可知他熟谙观景，善于描绘，盛赞老天的造化神功。学者必然会对名胜古迹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机缘，一定会去赏鉴，增益学识。郑氏于年2月路经桂林，18日游览七星岩，凡见刻石，多记录题名，如“宋淳熙元年十二月范成大题名刻石”，“嘉定甲戌方信孺题名刻石”。在龙隐岩，见广南西路转运使兼劝农使、尚书度支员外郎臣李师中撰《宋颂》碑刻，第二天特地去抄录碑文。又在该寺庙购买《元祐*籍碑》拓片。[1]（P23~25）同年3月6日游昆明最负盛誉的大观楼，见孙髯翁长联，而后读《昆明县志》《云南乡贤事略》等书，获知孙髯翁名髯，字髯翁，昆明人，生活于乾隆年间，为人博学多识，诗古文词皆跌宕有奇气，布衣，卖卜为生，撰著《永言堂文集》《金沙诗草》，编辑《国朝诗采》。[1]（P34~38）无疑，郑氏的游览古迹同考证相关历史结合起来，增添历史知识和判断能力，是学者型的观光，与一般游客大异其趣，是高层次的游历。（五）文化鉴赏雅兴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明清史研究生四人，时或到老师家听他讲课，见写字台上靠墙一侧置放一具折扇柜，旁边有几枚印章，如今读《日记》，才知道他早就喜好收藏文物。年6月8日，郑氏“检旧箱，出藏扇、藏墨、藏石观之。墨与图章罕有佳者，眼力胜于昔乎？抑今日所赏胜于昔乎？”[1]（P）原来石章、折扇、旧墨是他搜藏与鉴赏的三宝。年1月在长沙买墨，主要是为写字用，兼有收藏的意思，如22日见明墨二丸，因议价不成而未购。[1]（P8）年1月2日，与陈雪屏到琉璃厂，在多家文物商店购得古墨，晚间到陈雪屏家共赏，陈雪屏所得尤多而精。6日，与陈雪屏、溥伒（雪斋）等去琉璃厂，买嘉庆、道光间墨各一。15日与溥伒、陈雪屏至琉璃厂，得墨二丸，以充消寒乙会赠品。26日，与黄子坚、陈雪屏在琉璃厂买墨一丸。29日，将日前购买的古墨，分赠溥伒四笏、陈雪屏二笏。同年4月20日，在东安市场小摊上买紫玉光两锭。[1]（P、、、-、）对于印章的搜求，郑氏于年1月在长沙古玩店购得一方，因陈雪屏喜爱，即赠送给他。[1]（P10）回到北平后，成为琉璃厂常客，得到印章甚多。年1月13日，在琉璃厂看印章石二，后听溥伒意见，购一方。20日，在琉璃厂买石印一方，极润，色微白，有细纹，刻八字曰：“天理出言，要顺人情。”请教溥伒，谓似白寿山，若是，价在百万以上。二月一日（阴历除夕），与溥伒、陈雪屏去琉璃厂，购兽钮扁圆图章，溥伒赠龙钮章，成双壁。郑氏为鉴赏方便，在年阴历正月初一，将近日所得图章写出《清懿堂石章目》，计九件。[1]（P）《日记》对于藏扇记载，仅见一则：年5月17日，溥雪斋与张伯驹夫人潘素联合展览画扇，郑氏“定其一”，价三万元。[1]（P）这是郑氏订购友人扇面。当月30日溥伒赠送扇骨一、扇面四。[1]（P）搜藏和鉴赏联系在一起，是为满足鉴赏的雅兴，在前述购置印章中，留意的是印石的质量，雕刻的内容和艺术性；自己选择鉴定的同时，与友人商讨，而后确定是否购置。郑氏发现清代所制之墨，其无制造“年款”的原因：有年款者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顺治无，可能是开国之际，无暇及此；宣统无，因年数太少；雍正无，因这位皇帝“不尚虚文，均极鲜作墨之人，故传世甚稀”[1]（P）。这是依据这几朝的历史特点作出的判断。另外同雕刻师交流信息，获取有益知识，如在年4月30日，和陈雪屏访问金禹民，谈论图章，金禹民说坊间往往用保定附近的曲阳石⑤冒充青田石，以所雕刻冒充康熙间制品，听了“爽然若失。”，明了文物作伪，提高鉴赏能力。[1]（P）郑氏欣赏雅玩，有一条原则，即警惕“玩物丧志”。年1月28日与罗常培、陈雪屏逛古董店，并未购物，却在《日记》中写道：“玩物丧志，而贪嫉之念随之，今后拟不再寻求，且不复为友好寻求矣。念之，念之。”[1]（P14）他的玩物丧志议论，有两重意思：一是消磨敬业精神，耗废时光，不值得；二是收存文物希图获利。郑氏自省事项是多方面的，多能克制，惟此一点未能实现，回到北平后不乏置物事例，也以宝物馈赠友朋，只是从雅兴着眼，不为图利。（六）各种游艺娱乐活动欣赏戏曲影视节目，是郑氏生活中必有的组成部分，甚至略有输赢的游戏亦占据一些闲暇时光。观赏戏曲演出。郑氏所到之处，总会观看戏曲表演。年2月在桂林等火车的几天两次观看桂剧，并云“与湘剧相近”[1]（P24~25）。4月下旬在昆明观赏滇戏、京剧，总计五次，因而警戒自己不可“极欲”[1]（P55~56）。8月4日在昆明到新滇京戏院看戏，6日观看《萧何赶韩信》，对演技颇为失望，10日、18日、22日连续观剧。[1]（P82~86）年2月2日，晚观滇剧：“有《玉泉山》一出，演活捉吕蒙事，甚佳……余于滇剧角色，最赏识王树萱。其人饰丑角而不以科诨见长，其动作表情处处不苟，惜垂老矣。今日演《活捉三郎》，亦不差。”[1]（P）3月4日观滇剧“刘海清《玉泉山》，如画图神像，叹观矣止”[1]（P）。及至年3月在昆明戏院观看《战宛城》，比较以前在北平看的，那是杨小楼饰典韦，余叔岩饰张绣，郝寿臣饰曹操，小翠花饰邹氏，王长林饰胡车，皆一时上选，“与今日所观不啻天壤，然今日诸角色尚不失矩矱，亦难得也”[1]（P）。这是退而求其次了，郑氏是真正的京戏爱好者。曲艺在北方是流行的表演形式，郑氏可能光顾过多所曲艺厅。年1月31日，与汤用彤等至茶馆听书，有川人说的《七侠五义》，听一回半离开。2月7日，又到茶馆“听说书一回”，实在是为散心解闷。[1]（P、）年3月11日，与罗常培等人在昆明书场看杂耍，几天后的16日又因友人胡海宇相约去看杂耍。[1]（P、）郑氏有一次偶然机会欣赏了昆明民间自娱的“唱花灯”。年3月25日，在大观楼园北，听到隔岸弦奏声音，雇船往看，“乡人春闲演戏，北方谓野台子戏，此间曰唱花灯。立观久之”，“闻衣饰帷幕，日租元，演者无酬，但备饭，所需亦近万元，均由村民自捐”[1]（P）。这种邂逅的野趣是人生难遇的。那时的大城市居民有看电影的爱好。年10月，为帮助料理张耀曾丧事，郑氏在上海于9日、16日两次看电影。[1]（P97~98）在昆明不时光顾电影院。年8月31日，看电影五彩武侠片。[1]（P）年7月26日看电影《绝代佳人》。[1]（P）年3月24日，看电影《女人》，认为是“佳片”，同看的罗常培不以为然。[1]（P）年7月1日，英国领事馆招待看电影，获知现代战争确实是生产战争、科学战争，所以抗战胜利后国家应当提倡重工业生产。[1]（P）观赏声乐的演出。郑氏于年8月16日在重庆出席重庆音乐师资训练班邀请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举行的演奏会，有男高音独唱，提琴独奏，琵琶独奏《十面埋伏》，票友、名媛张充和昆曲《刺虎》，罗常培即兴演唱“弹词”里的第五转、第六转两支。[1]（P~）年10月在南京候机期间，7日，与陈雪屏、黄子坚“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皆贫苦幼女，其声凄惨”。18日，三人饭后往茶室听歌。[1]（P、）郑氏有时听唱片，年1月1日新年，饭后听唱片；2日午饭后听刘宝全大鼓唱片一张。[1]（P~）郑氏的牌类娱乐，年2月14日在昆明过旧历年期间的活动全面反映出来。除夕夜，与魏建功、邵循正、孙毓棠、张清常等六人聚餐，猜灯谜，改玩扑克牌。初一日，与陈雪屏、章耘夫等人至岗头村同人处贺年，在蒋梦麟家打麻将。初二日上午掷色子，下午推牌九，晚打麻将。[1]（P~）打麻将、推牌九、掷色子、打扑克、猜灯谜，此外还有掷陞官图。在猜灯谜、打麻将、掷陞官图中以赌输赢助兴。麻将，可谓为“国牌”，打麻将成为人们的日常娱乐方式。年5月20日，郑氏与陈雪屏等人打麻将，玩得通宵达旦，于是自责：“自稚眉夫人之殁，余不作麻将之戏，通宵更莫论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次日，更联系到国难当头，不可嬉戏无度。[1]（P~）年3月23日，郑氏在蒋梦麟家吃晚饭，而后“打牌小胜”[1]（P）。年7月23日，与朋友祝贺云浦四十生日，众人兴致甚浓地打牌，晚间“本意相陪八圈，一续再续，竟天明矣”[1]（P）。8月26日晚，章廷谦等在朱洪家打麻将，郑氏入局，至11时半离开，而他人玩了通宵。[1]（P）尽管自己克制，在群情均有浓厚兴趣气氛中，不免有时也尽情“搓麻”不停。年2月1日阴历年除夕，“饭后儿辈跳舞，做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二时就寝，儿辈继续玩”[1]（P）。这期间与友人打麻将。掷陞官图，是郑氏和朋友们消遣项目的一种。年5月28日，6月10日、17日、21日，郑氏与朋友在蒋梦麟家聚会，饭后以此为乐。[1]（P、、、）陞官图之戏，《日记》记录有20多次，大多在节日玩耍，或在晚间停电不便读书写作，也有疲倦时作此游戏。郑氏《日记》有时将扑克牌写作“番人叶子”“番叶”，打扑克的记录有十余次。年3月31日，同钱思亮、刘晋年等在云浦家打扑克牌。[1]（P）5月10日，与罗常培等人玩扑克牌，“竟夜，可谓荒唐之至”[1]（P）。年4月4日，与章廷谦、陈雪屏在樊际昌家作“番叶之戏”[1]（P）。前述郑氏于年旧历除夕与魏建功、邵循正等人餐饮后，作猜诗谜游戏。郑氏提出18条诗谜，陈雪屏出20条，魏建功出10条，邵循正出30条。每猜中一条者得10元，由出谜语人付给，最终郑氏赢了60元。郑氏特意出一条难猜的题“元朔朝正（）（）来”，提供选择词“今又、海国、贡使、驰驿、日本（陈芝光）”，邵循正猜是“日本”，陈雪屏猜作“贡使”，孙毓棠、魏建功选取“海国”，猜中了。[1]（P~）这次之后的21日，2月21日、28日、31日，4月11日，5月23日，均与友人作猜诗谜游戏；为此于6月16日，“作诗谜十数条，十二时乃寝”[1]（P）。以便参加诗谜会运用。回到北平后更与友人结成“诗条会”，对此将在第二部分交代。打麻将、掷陞官图、猜诗谜，胜者有奖，输者有罚，前述猜诗谜郑氏得60元，而年9月打牌、掷陞官图输元，这个月他总支出95元9角，占支出的4%。[1]（P~）有输赢，似乎有赌博性质，其实是游戏。旧时大家庭成员间打麻将也有输赢，赢家出钱归入每日预定饭钱中，即增添伙食费，是为“打牙祭”，添加乐趣。西南联大教授的猜诗谜，赢个彩头，是显示文化素养的趣事。（七）对故世亲人的怀念郑氏在云南，每逢逝世的父母、妻子的冥寿、忌辰，时令佳节，以及自身和子女的生日，都会想到上供祭祖，限于条件，只能哀思和默祷。如年8月22日（阴历七月十五日），“先考八十三岁冥寿”，晚与陈雪屏面馆食面，表达缅怀情思。[1]（P）回到北平过年、清明就能祭祖扫墓，实现了纪念的心愿。年2月1日阴历除夕，晚间上供，初一日午间敬祖，初二日中午敬祖上供。[1]（P~1）4月5日（三月初四日清明节），郑氏携儿女四人先至南下洼观音院周夫人暨三弟少丹灵前祭奠，“饮泪吞声，畏儿辈之伤心，更畏儿辈知我伤心”。随后至草桥玉泉营两亲墓前拜奠，见墓侧松树圈高过一丈，然有被人砍伐的，四棵槐树只有二株了，墓后蟠松已无，中间墓地被盗卖，去年讨回。[1]（P1）郑氏另以撰文纪念双亲。年9月13日，将《附国地望与对音》文抽出一部分，写成《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以纪念先君八十生日”，两篇文章都油印，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六与十九。[1]（P）年10月20日撰写《历史上入滇通道》，“即以纪念我慈母”逝世36周年。[1]（P）文章发表在《旅行杂志》上。郑氏的思念亲人，含有传承优良家风的意义。乃祖郑廷珪，道光甲辰（4年）进士，父允迪（叔忱），光绪16年（年）进士，母陆嘉坤是天津女校校长。叔忱先生有遗集，郑氏欲梓刻行世，到年尚未能如愿，念念于怀，10月13日乃父35周年忌辰，《日记》自责：“遗集未刻，惶恐无地自容。”[1]（P）郑氏于年12月被清华大学聘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研究论文评阅委员会委员，与历史组雷伯伦、刘崇鋐三人评阅公费留学生论文和试卷，15人参加考试，明清史试卷共五题，每题给分不一，有25分的、有15分的。郑氏的阅卷极其认真。他是先将15卷粗阅一遍，而后按题阅卷给分，即每阅一道题，通阅15卷，每卷一题必须看三遍，看时一字不敢遗漏，然后给分；如此再阅下一题试卷。这样做是为比较考生卷子的内容，做到公允，不致屈才。将15卷阅毕，给出分数。过几天，将所有试卷再阅一过，最后确定分数，“以免屈抑”。他如此费精力地阅卷，是传承家风。“幼时读先君甲午（年）北闱（顺天乡试）同考（官）笔录册，用兰笔登录极详，有已荐而涂去者，有已弃而重荐者，知每卷盖数阅焉。”“小子谨识之不敢忘。民国十七、十八年，两次襄校浙江县长考试试卷，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矢慎，恐堕祖德。”[1]（P、~）所以这一次亦复如此。怀念先人，同时是学习先人阅卷经验。⑥（八）宗亲姻亲间往来关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都重视、善待宗亲、姻亲，郑氏更是刻意为之。在昆明经常靠预支薪水度日，仍然像家人似的接济来昆明读书的表侄董刚。到北平后亲戚来往增多，成为生活中一项不可少的内容。收留亲戚与关照。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和郑维勤侄均寄住郑家。[1]（P）这三人和郑杨富、郑绍文，都同郑氏一起过除夕夜，“极热闹有趣”[1]（P）。年三月患喉炎期间，宗兄海平六哥，表亲王翼如（曾往其家贺其母寿，应有亲戚关系[1]（P）），可能是姨表亲的张友樵，黄孝纾、黄孝平昆仲来探视，并留下打麻将。[1]（P）4月，舅家表弟陆蔚霞被审问，7日到他家了解情况，见其妻、七嫂及公大表侄。[1]（P1）年1月22日彭梦莲表姐丈病危，郑氏帮助选择寿材，成交中做中介，越日去吊唁，为之书主、点主。2月13日，至彭赞中家吊唁，为其祖母何氏点主。[1]（P-1、）4月19日，邀约郑海平、王翼如游中山公园看花，而后请吃西餐。[1]（P）年2月郑氏从郑旻信件得知，周夫人逝世两周年，郑海平以尊长身份令郑氏女儿脱孝，儿子要等到27个月。[1]（P）可知宗亲教导子弟奉行礼法。郑氏是在年与年之际的冬天返回，为与亲友经常聚会，名曰“消寒会”，又分出甲会与乙会，两会虽同为友人聚会，但性质有所不同。甲会纯系饮食、叙谈，成员中不乏亲戚；乙会在饮食之外，有文物鉴赏和交换，其成员多为文化名家。乙会拟放在第二部分叙述，这里仅述甲会。消寒甲会起始于年12月，年元旦是第二次聚会于郑氏家，王翼如、汪受益、张友樵、黄孝纾、黄孝平、陆蔚霞、郑海平八九个人到会，晚十时散。10日晚六时，在杨君武家第三次聚会。第四次、第五次均在陆蔚霞家进行，第六次聚集在惠孝同处，第七集在汪受益家，第九次是3月5日在黄氏兄弟处，十二时后散。[1]（P、、、、1、、）进九了，名为消寒会的聚会结束，不过这种亲友聚会仍在继续。4月4日，在郑海平处聚餐，到黄孝平、杨君武、惠孝同、王翼如、张友樵、汪受益、黄孝纾，十一时半散。[1]（P1）6月30日晚间，郑氏约王翼如、汪受益、黄孝平、黄孝纾、杨君武、惠孝同、陆蔚霞、郑海平、仲辂来家便饭。[1]（P、）这些聚会是在晚间进行，至十一二点始散，无疑是叙亲情友情。（九）写日记郑氏将写日记作为日课极其认真，坚持当天写，客观原因不能写就补写，虽说是天天写，写些什么，起什么作用，有自己的规范，于是日记就有了相应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读到的那些，富有学术史料价值。《日记》中，有时写出当天记日记的事情，如年8月7日，“十二时半记日记毕”[1]（P）。有时因客观原因不能当天写，事后补作，如年10月20日，“补日记”[1]（P）。又如年7月10日补写一年前的游历四川日记，并说明原因和补写原则，兹过录于次：“晚饭后补去年川游日记。去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泸州写当日日记未毕，遂收拾行李作上船计，其后至李庄、叙府、乐山、峨眉、成都、内江、青木关，虽各有数日勾留，故无从容作日记之机会，惟以铅笔登大略于手册而已。既归昆明，亦无暇移录，忽已一年余矣。今日检出，拟逐日补之，除手册而外，更就记忆所及补登一二，但绝不杂以事后之情绪，以存当时之真。”[1]（P）令人特别敬佩的是他的存真精神，实录当日情形和认识，不将后来的认知参杂进去。日记写什么，郑氏依据多年的写作状况，作出总结，产生新的规范。年6月27日，郑氏由阅览晚清李慈铭的日记，结合自己写作情形，认为日记不仅记叙起居，更要用为自我反省的工具，而且要写得有文采，故云：“近读《越缦堂日记》，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况余之生活又无风趣余韵足述乎？然莼客以日记为学问，自不可及，亦不必及。苟能于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庶几可也。检旧作，平质无文，虽略得简练之法，殊无跌宕藻绘之观，年逾四十，文行未著。”[1]（P）郑氏经常自励自责，书写于日记。年3月30日，自订读书、习字“日课”：“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以恒。”[1]（P45）如此自律，而后均予实现。每日自我检查，见诸《日记》，年10月17日自责数日未读书：“与同寓诸君子又谈至深夜，连日未读书，惟快谈消永夜，此南来所未有也。奈何！奈何！”[1]（P）郑氏的自责自励，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警惕懈怠，娱乐应有度，不可因长时打牌、聊天耽误时光，影响了学术研究；二是纪念先人有缺失，如遗集未出版，晚间才想起先人冥寿；三是完善人品与学习友人长处，如克制情绪，和善待人。年12月13日，因同人中有人遇事推诿，“不觉盛怒，厉色严斥之，此为平生所未有也。事后深悔之”[1]（P）。制怒的自警，颇有几次，以提高自家修养。郑氏认为姚从吾对人“意甚诚恳而坦白，可佩之至，余不及也”[1]（P），钦佩中包含学习的意思。虽说是三方面，要点是为读书治学。年9月15日夜：“思及三十年来百无一成，徒赖师友奖掖，致僭清位，枕上得一绝：‘读书学剑两无成，浪得浮生才士名。四十已来应不惑，好从中道觅中行。’”[1]（P）不惑之年的反思，其他时日的砥砺不辍，以此鞭策自己更加努力于治学。可以说郑氏通过写日记，完善修养，奋发工作，以出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成果面世，并成为所有大学的声誉最好的总务长。前面从九个方面叙述郑氏的日常生活，包含饮食起居，家庭生活，对故世先人缅怀，与宗亲姻亲的交往，个人性情中喜爱亲近大自然，具有对印章古扇旧墨的文人雅性，观赏各种文艺表演，以打牌猜诗谜等活动度过闲暇时光，并且将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在日记中。这些是一般人，尤其是文化人的日常生活情况，是人生应有的生活。其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用茶、咖啡、酒，观看文艺表演，节假日打麻将、甩扑克，欣赏艺术作品的书画，收藏文物，等等，是人之常情，人生应有之意。《日记》所记录的郑氏日常生活情景，既反映他的个人生活特点，也是知识人士日常生活一般情形，也可以说具有某种典型性。二、交友生活及其对人生的价值郑氏的日常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交友的生活。郑氏以“求友”为人生的一种目标并有其标准，实践中善于广交朋友，众口一词称赞他人缘好，获得许多挚友，相互排忧解难，使得本来就是走在积极人生之路上的生活更有活力地向前迈进，令生活越加丰富多彩，教学与学术研究富有成就。郑氏交友之道与生活实践究竟是这样的呢？（一）论“养志”与“求友”之道《日记》三次记录郑氏讲述养志、求友的人生成功之道。年7月17日欢送北大国文系毕业生会上，郑氏以“持志、求友两事勉之”[1]（P77）。年2月19日，联大史学系四年级学生聚会请求郑氏演讲，遂讲“治学立身”之道，特别赠以“养志求友”四字。[1]（P）第三次讲论同一命题是年3月28日在北平应大学补习班庆祝青年节（3月29日青年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日）会上作《立志求友》为题的演讲。“养志”内涵要义：一是“树立：志愿要远大，要雄伟，要崇高”；二是“培植：要有深厚之学识，要有严格之训练”，即“要奋斗，要肯牺牲，要负责任，不要避艰苦”；三是“养成：要知道时代潮流（要跟上时代，求进步），要保持不懈（要有好体格，要有修养，要有生活）”。关于“求友”：“一、以古人为友；二、以国际为友知世界大势；三、要有群的生活。”[1]（P1）郑氏认为青年人（其他年龄段的人也不例外）需要有高标准人生理想，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必要条件，因为人生活在人群之中，应有“群的生活”，这就表明郑氏对求友有高度意识，着意追求。（二）友情令人心情舒畅丰富生活情趣生活在战争灾难中的郑氏以及他的同人，不同程度地蒙上忧虑国事、家事的若干阴影，他们各自自我调节心态，更重要的是朋友间互相排忧解难，从而以乐观态度积极生活。1.以乐观精神对待战时生活。年9月3日，罗庸请郑氏去吃饼，并请代邀罗常培，郑氏往罗氏处，见有客人，就写便条给他：“於陵陟弓於略居乙必郢”（庸中约吃饼），罗氏答复云：“五可背故怯句七梗的盖此夜”（我不去，请代谢）。于是开玩笑说这是密码电信，其实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P）年10月13日，郑氏本来约好去龙头村见傅斯年，早晨天阴遂作罢，十时天晴了，致书傅氏，有“此时云散，静候警报”之戏语，十一点一刻果然来了空袭警报。[1]（P）这类文字游戏，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以乐观态度博取对方一笑，互相振奋精神，是密友间轻松心境下才会有的玩笑。不用说这种挚友间文字游戏，是战时乐观精神的表现，也是藉以互相鼓励。友人间的叙谈，使得心情大为欢畅。年7月2日，罗常培《蜀道难》记叙在四川李庄生活：“晚上和史语所十几位老同事在牌坊头的堂前聚谈，……大家有说，有笑，有唱；也庄，也谐，也雅。”[1]（P~）年8月29日晚十时至十二时，郑氏“与锡予、莘田谈甚欢”[1]（P），遂以这种心情就寝。谈时事，是聚会的内容之一。年1月12日，在蒋梦麟家，罗文幹、罗隆基、傅斯年、周枚荪、张奚若、陶孟和、钱端升、杨振声和郑氏，“谈时局极详”。14日下午在蒋家茶会，梅贻琦、李润章、张奚若、陈岱孙、萧叔玉、潘光旦、罗常培、赵乃抟和郑氏等20余人，也是议论时事。[1]（P~）2.节假日朋友聚会缓解家国情愁稳定情绪。每当节日思亲之际，家属在身边的教授会邀请独身的同事、好友一同过节，罗庸于年2月19日约郑氏、陈雪屏在家吃晚饭，罗氏、陈氏事先各作数十则诗谜，饭后三人同猜，郑氏“颇有所获“，12时才离开回宿舍。[1]（P~）初二日晚，吴文藻、谢冰心夫妇请郑氏吃饭。[1]（P）郑氏与冰心是福州同乡，冰心甚为关心郑氏留在北平子女生活情况。3.共同欣赏戏剧。年5月29日晚，郑氏为陈寅恪饯行，特地请他到昆明戏院看京剧，同去的有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邓广铭、郁泰然，演出《一捧雪》，“剧本甚佳”。到了6月12日，陈寅恪非要回礼，邀请郑氏、汤用彤、邓广铭、郁泰然再赴昆明戏院看京剧。[1]（P、）郑氏听戏的评价只是剧本好，可知演员未必是名角，而欣赏者确是学术名流。郑氏、陈氏等人的两次看戏体现出教授们情谊为重，礼仪周到，如此则友情赓续长存。4.饭局的种种形态及其丰富生活的功能。郑氏经常有饭局，无论是他请人，人请他，通常是多人的；不仅个人请还有多人请个人或多人的“公宴”；聚会场所多在餐馆，或在家庭，偶有请教工食堂提供单另的菜肴。宴请的名目很多，内容也有所差异。兹将郑氏和联大教授的饭局分别类型介绍于次：以交谈为重要内容的餐聚。年1月8日，雷伯伦和张景钺约罗常培、郑氏并他们的女儿吃晚饭，“谈甚畅”，九时还。[1]（P）5月6日，李润章“召饮于家”，来客有梅贻琦、杨振声、周炳琳、龚自知、叶企孙和郑氏，联大首要人物和学术大家群集，边吃边饮边交谈，是乃“谈甚欢”。[1]（P）祝寿宴会。年12月3日，陈雪屏生日，郑氏、罗常培等人宴请聚会，罗氏特意唱昆曲数支助兴。[1]（P）不是密友之间真挚感情郑氏等不会请客，罗氏也不会献唱，陈氏也不敢接受。也有寿翁请客，客人不知情的情形。如年6月26日雷伯伦邀请郑氏吃晚饭，到后才知道今天是主人生日，可是没有带贺礼，只好用主人的酒为主人祝寿，所以《日记》写“惟以其酒相祝耳”[1]（P）。用人家的酒给人家祝寿，只有友人才会互相理解，毫不介意。别有情趣的轮流做东。年11月23日，郑氏与杨振声、章廷谦、樊际昌等人餐聚，采取轮流做东办法，且以抽签定东主，本日主人为章廷谦和樊际昌。[1]（P）餐后的多种娱乐活动。年5月28日，郑氏、赵乃抟在蒋梦麟家吃晚饭后，掷陞官图。[1]（P）年1月5日，梅贻琦生日，蒋梦麟在家中请客，为他祝寿；梅贻琦夫妇之外，同住在岗头村的联大同人出席；郑氏特地从昆明城里赶去作陪，饭后众人作叶子戏。[1]（P）年8月11日，郑氏“应田伯苍、唐立广之招，饭后大唱昆曲。十时归”[1]（P）。郑氏似乎不善唱曲，显然是主人自娱与娱客。自己动手，调和百味的聚餐。年12月1日晚，李晓宇请朋友在包尹辅家吃炸酱面，包氏调制菜码，李氏炸酱，梁光甫擀面，做出来的炸酱面是纯北平味道，在别处很难吃到。郑氏大开胃口，不知不觉吃得过量，于是和朋友们围着翠湖散步。[1]（P~）吃的那样津津有味，这样的朋友群活动才真叫其乐融融。闹请客。年12月17日晚，北大成立42周年纪念会，作为秘书长的郑氏预备份果点招待来宾，结果到了多人，会上蒋梦麟等演说，张清常奏口琴，罗常培唱昆曲。散会后，有些同人以郑氏预备茶点不足，“强求请食元宵”，结果请了十位。[1]（P）这是同人找辄，寻开心，共同一乐。公宴。年11月23日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将飞赴重庆，22日，郑氏与罗常培、陈雪屏共同为他们送行，并邀请蒋梦麟夫妇、杨振声父女共同晚餐。[1]（P）年1月22日，郑氏和章廷谦、陈雪屏宴请陶曾榖、梅贻琦韩咏华夫妇和他们从军的女儿。[1]（P）这是表示祝贺兼鼓励的诚意。年12月9日，郑氏联合周炳琳、钱端升、章廷谦、罗常培公请顾孟余午餐，因其下午将飞往印度。[1]（P）年4月1日，北大同人公宴清华同人。[1]（P）后两次公宴大约是一般性的应酬。5.特写西南联大教授饭局中的饮酒。在人们的印象中，教授们生活简朴，烟酒不沾，无不良嗜好，而且沾了烟酒是不名誉的事，避之唯恐不及。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年1月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于晚十时结束，天寒，梅贻琦欲进热食，在街头吃了米线，复进酒店，和查良钊“共借茶杯一，买酒立饮之，亦韵事也”[1]（P）。可不是嘛，卖酒的店铺并不预备酒杯，就借店家一只茶杯，二人就一人一口地喝起来。这二位是南开中学校友，一位现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另一位是联大训导长，不分彼此的共饮，真正是学人逸行韵事，学林一段佳话。23日梅贻琦“召饮”，到者杨振声、樊际昌、章廷谦、沈履和郑氏，“饮宴甚欢，十时半散”[1]（P）。3月26日，郑氏同杨振声、陈雪屏、章廷谦、樊际昌五人做东，宴请蒋梦麟陶曾榖夫妇、梅贻琦韩咏华夫妇（韩氏未出席）、吴文藻、包尹辅、郁泰然，梅贻琦携带酒四瓶来。[1]（P）应是拿酒作为答谢，兼有当场饮用之意。5月1日中午，郑氏会同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等约梅贻琦在雅洁餐馆聚餐，梅贻琦“取酒一瓶携至”。其时昆明政府提倡节约，餐馆不许卖酒，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菜馆就把酒伪称作“凉茶”，做得颜色相近，不用酒杯，而“以茶盏饮之”，梅贻琦因此自带酒来。这种以酒当茶，杨振声拿它取乐，作诗调侃兼嘲讽时局：“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天涯无奈相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7日，这些食客再次聚会于雅洁餐馆，梅氏和杨氏诗：“寄迹天涯那是家，春来闲看雨中花。筵前有酒共君饮，月下无人自煮茶。”更以一韵调之，曰：“三载羊城亦是家，前缘艳说一枝花。风流谁似杨今甫，好酒当前不饮茶。”杨氏促同座罗常培、樊际昌、查良钊、章廷谦、陈雪屏和之，十一时半散。[1]（P、）8月24日，蒋梦麟、梅贻琦举行招待会，众人“饮酒甚多”，量小而饮多者难受得早退席。梅氏却拿出昂贵且市场少有的威士忌，郑氏因该酒太名贵加以劝阻，梅氏则说“今我辈或数年未见之矣，今日不出，更何待耶？”，于是开瓶，兑水服用。[1]（P~）年11月9日，梅贻琦、杨振声、章廷谦、郑氏到路三泰家饮酒，郑氏“亦随饮三大杯，谈甚欢”，次日痔疮犯了，认为是昨日多饮酒与站立二小时讲课所致。中午，罗常培约梅贻琦、章廷谦吃饭，郑氏就滴酒不沾了；下午联大常委会会议之后，餐饮，郑氏亦未饮酒。[1]（P）年6月17日，梅贻琦、蒋梦麟夫人等在北平全聚德用晚餐，餐后，郑氏陪同梅氏访问傅斯年，梅氏因晚餐饮酒过多酒性发作，醉坐在椅上睡着了，到十二时，郑氏等人不得不把他叫醒，这才交谈正事。[1]（P）上面说的是以梅贻琦饮酒趣事为中心的联大教授们餐聚中不可或缺的杯中物的故事，梅氏应当是名副其实的“酒仙”了。郑氏《日记》中的饮酒之事不少，再举一例：年6月26日晚，龚自知为吴俊升接风，郑氏应约出席，众食客“谈至十时乃散，宾主皆醉。归舍未久亦寝”[1]（P）。不善饮酒的郑氏必是饮了几杯，所以回到寝室很快入睡。饮酒的事例到此止住。传统中国文化人（当然不只是文人）与酒有不解之缘，所以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成为名言，人们称誉李白为“酒仙”，贫窘的曹雪芹“卖画钱来付酒家”⑦。同时，有骂人的“酒鬼”“酒囊饭袋”，形容醉汉的“烂醉如泥”，“吃喝嫖赌”败家子中的喝就是喝酒，滥交不讲品德的“酒肉朋友”，饮酒成为罪名。饮酒伤身，对身体不好，是人体科学证明的不争事实；可是酒又是人类饮品中的一种，往往用为庆祝事业成功的代表物，如运动竞赛得冠军，开香槟酒庆贺，不拘什么类型的餐会开始都是举杯表达聚会的意义，似乎人又离不开酒。其实饮酒与否，关键在于有“度”，不使它伤身；再一个是要有“酒德”，喝醉了胡言乱语，酒后败德。一句话，饮酒有度，用以增加人生的情趣。说罢酒，俗语“烟酒不分家”，烟又如何呢？年6月2日，郑氏、刘晋年、罗常培三人闲聊了很长时间，刘氏戏赠罗氏一副对联：“人大名大肝气大，客多信多烟丝多。”郑氏说横联用“徒摊恶名”如何，于是“相与大笑”，十二时半才入睡。[1]（P）从玩笑中可知罗氏抽烟，且喜用烟斗。年10月18日，郑氏在南京购买雪茄一盒，预备回到北平送给老友溥伒。[1]（P）《日记》关于烟的事情比酒少得多，可能是抽烟者少一些，事情不在这里，因为在一起会餐多，而吃饭是以酒助兴，酒是不可少的（三）互相鼓励，促进向上郑氏以读书治学为人生目标，而人品及治理行政事务的高度才能，形成众望所归的局面不得不去做联大总务长，于是事务缠身，身处此境的郑氏如何处理治学与行政工作的关系？郑氏得到友人治学的鼓励，乐于共同磋商学问，于是在学术上获得学术权威机构和学者的认可。可以这样认为：郑氏在行动上以行政事务第一，思想上治学第一，两方面努力，终于成就非凡，成为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读书的强烈愿望，却因学校行政工作纠缠难于实现。在生活中郑氏以能读书而心安——没有白过。年8月11日《日记》云：“连日少读书，今日读较多，顾觉心安理得。”[1]（P）他因研讨学术而快乐，故云与傅斯年“谈明清史，甚畅”[1]（P），可见他是多么地向往专心读书治学。原联大总务长沈履推荐郑氏继任总务长，郑氏自云：“吾日夜继晷，读犹不足，安有余暇此事哉？！”[1]（P）上述郑氏几则自言自语，无不表明他希望研究学术，不乐于做学校行政工作，却被它缠身，不能专心于学问，他在苦恼中。友人的鼓励，使得郑氏摆脱烦恼和繁难，成为促进他治史的一种动力，《清史探微》的撰著就是显例。郑氏做行政工作要上班，有时在办公室作学术研究，首先被汤用彤发现，加以鼓励。二人还有“同读窗下”的经历，汤氏将魏晋玄学研究计划请郑氏阅看，郑氏表示非常佩服。这类学术交流，令郑氏对汤氏产生“知己之感”。年4月30日，正在编辑《清史稽疑》（正式出版的《清史探微》原拟书名），与他讨论，得到赞同，并请他写序，含有报答知己的心愿。[1]（P、）罗常培促使郑氏坚定学术研究的信心。年1月，联大常委会一致通过聘请郑氏担任总务长，罗常培不赞成他出任，遂问郑氏：“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希望郑氏做明清史专家，郑氏说他的话“最诱人”。[1]（P）后来郑氏不得不出任，不过更坚定做“诱人”的明清史专家，罗氏的激将法鼓励郑氏走学术研究道路。罗氏在撰著《恬庵语文论著甲集》形成之际，于年12月11日请郑氏写序，这既是他们间的挚友关系体现，同时表现出罗氏尊重郑氏的学术地位。郑氏应约，在病中郑重地于次年1月16日写出序言。[1]（P、、~）对于罗氏的鼓励，郑氏在《罗常培先生对我的帮助》文中以感激的心情写道：“我不喜写文章，更不愿写成后发表，罗先生不断地加以劝勉，说服了我。我能在学术上稍稍有所表现，是由罗先生鼓励开始的。有时写了文章不愿发表，罗先生常常强迫拿去。关于《多尔衮称皇父》一篇，就是这样的。”⑧前述年12月24日清华大学聘请郑氏担任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研究论文评阅委员会委员。[1]（P）这是学术荣誉职务，表明清华大学尊重郑氏的学术地位，也表明郑氏友人清华校长梅贻琦支持他走学术研究道路。傅斯年约郑氏共同编写明史，年6月24日二人拟出《明志》24篇目，随后更易为《明书三十志》，傅斯年又改拟目录，7月10日留便条郑氏云，“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激励郑氏，故郑氏见便条云：“诸友相期，远逾所胜，可不黾勉以赴之耶！”[1]（P~）汤用彤、罗常培、傅斯年、梅贻琦等友人的鼓励、支持，促进了郑氏从事史学研究的信心，使他鼓足勇气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迈进。友人鼓励的同时，更与郑氏进行学术研讨，有利于郑氏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和问世。郑氏在昆明写作后来收入《清史探微》的一些文章，罗常培向郑氏提供手抄的关于满语、蒙语资料卡片，郑氏将它们转录在《日记》里⑨，藉以研讨满洲皇室史，写成论文。[1]（P）年9月19日写成《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初稿，而后陆续增订，年6月29日修改中，就文中对音举例“都赖”之类，古音上开合尚有异议，听取罗氏的意见，加以改正，于30日定稿。[1]（P、）郑氏曾请张政烺对《附国地望与对音》的文稿提出修改意见。年9月12日，张氏读了三遍，写信评论大加称赞。27日，张氏将从《困学杂录》所得附国资料抄给郑氏，郑氏又查《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书，补充进文章。[1]（P、）年1月22日草成《高中课程标准问题》文稿，请邱大年和陈雪屏“斟酌之”。[1]（P）这些事例，无不表明郑氏的写作论文得到罗常培、张政烺、邱大年、陈雪屏的资料援助和建议，友人起了积极的作用。《清史探微》的定名，是与友人讨论的产物。开始罗常培建议用《清史然疑》，郑氏对“然疑”无兴趣，乃自拟《清史稽疑》，年4月25日拟改名《清史证疑》，5月22日与毛准讨论，毛氏认为“证疑”书名不易为人知晓，以为“索引”“辨微”可用，而后商定《清史探微》。[1]（P9）毛氏的学问夙为郑氏钦佩，郑氏早在年初说他“国学根底之深读书之多，非吾所及”[1]（P7），所以乐于听从他的建言，最终确定书名。出版《清史探微》的卢逮曾乃是郑氏的老朋友，卢氏年上半年在北平致书郑氏，商议是否南来，郑氏极表赞同。卢氏后来到重庆，创办《文史杂志》，屡次向郑氏约稿，出专著也是他多次建议的。[1]（P）（四）诤友挚友一定是诤友，互相帮助，克服弱点或其他干扰，令人生之路走得顺畅。就罗常培与张清徽关系一事，罗庸家庭关系之事，郑氏、陈雪屏以密友之身份，用艺术的语言和有效的解决方法，成功地使得罗氏走出困境。郑氏同样帮助罗庸建立和谐家庭。郑氏还同张清常一道促成罗常培与陈雪屏和解。张清徽是罗常培指导的研究生，二人来往密切，舆情上对罗氏颇为不利——“最为侪辈所讥诽”，因为罗氏性情刚直，没有人愿意当面说明。郑氏了解罗氏的脾气，对于善意能够理解和接受，更知道罗氏与张氏纯粹是朋友交往，别无其他关系，因此劝他从中摆脱出来，“每微言以感之，婉言以规之，危言以耸之”。罗氏明白郑氏的意思，亦想疏远张氏，请郑氏为他“画一善策”。[1]（P）张氏与郑氏亦有往来，她知道郑氏周夫人忌日在年2月2，次日送来多枝梅花，从罗常培借来花瓶，插了置于座侧。[1]（P）郑氏更为张氏未来着想，希望她有职业和家庭，并同陈雪屏取得一致见解。恰巧有人给张氏介绍在重庆中国银行任职的龚某，郑氏、陈氏希望促成其事，罗氏赞成。3月12日陈氏看望罗氏，张氏恰好在座，遂借机说：“女子终事献身事业之不易，意促其有所归，莘田和之，似可有所悟也。”[1]（P）郑氏、陈氏向蒋梦麟请求给张氏写推荐信，蒋氏同意，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张氏前往重庆中国银行就职，罗氏遂得从不利舆情中解脱。罗庸夫妻关系一度不协调，分居两地。郑氏向罗氏母亲说明母慈子孝道理，劝说罗氏：“上为孝子，下为慈父，中为义夫。”年罗氏大病，这时郑氏劝他迎回夫人，而其妻主动回还，罗氏病很快痊愈。此后数年，罗氏之孝、之慈、之义做得非常到位，令郑氏引为“最大快心之事”[1]（P）。年5月中旬，罗常培与陈雪屏的失和，郑氏和张清常极力从中调解，双方克制，言归于好。事情是这样的：罗常培于14日在《民国日报》发表《释命令》一文，最后一节讽刺中央训练团的内容被陈雪屏删去，罗氏15日发现后非常恼火，陈氏得知罗氏不满，即给他写信说明情况，然而罗氏在未见信之前已愤怒地写信给《民国日报》要求刊出所删部分并道歉。当晚有朱自清演讲会，罗氏借机当众宣布文章被删节的事情。郑氏也是晚间去劝说罗氏，对朋友不宜做得过分，罗氏自言近来易怒伤肝，直谈到午夜十二时半，各自就寝。16日姚从吾发现陈氏“意颇不快”，即告诉郑氏，郑氏向陈氏建议去同罗氏面谈，陈氏表示罗氏正在气头上，缓缓再去。郑氏认为二人必须面谈，否则意气用事，各自取快一时，将后悔无及。17日《民国日报》将罗常培信及删去的段落登出，陈氏伤心，又给罗氏一封信，张清常怕将事情闹大，阻止他发信，要郑氏去劝阻，郑氏去看信后认为无妨，同意陈氏发出。随后传说罗氏是在看了陈氏第一封信之后改写了给《民国日报》的信，这样陈氏大为不满。郑氏即找罗氏询问究竟，罗氏说明发信之前未见陈氏信件，表示写信给陈氏说清情况。18日张氏写信给罗氏，认为他做得过分。郑氏同意张氏的意见但劝他不要发送，自己愿意充当中间人来调和。当日，陈氏去看望罗氏，郑氏闻知，称赞道：“甚善，甚善，可佩之至。”[1]（P~）陈雪屏与罗常培的和解，取决于二人的涵养，但郑氏、张氏的劝解，促使他们消除某些误解和克制，功不可没。（五）患难相助俗语“患难中见真情”，人在困难中最容易分清真假朋友，真朋友排忧解难，假朋友躲得远远的。《日记》展示患难之交的真情，友人之间的关切，令人度过难关，生活正常，奋发向上。郑氏患病之时友人无私无畏的关怀。上部分说明身体素来健康的郑氏积劳成疾，于年、年之交病了20多天，完全靠友人护理。朋友侍候饮食、大小便，请医服药。日常照应的是罗常培、袁家骅、许宝騄、刘晋年，十分殷切；袁家骅夫人钱晋华多日做稀饭、汤面送来，郑氏特别感动。郑氏大小便让友人照料，心中不安，任继愈、韩裕文想出办法，雇工友帮忙，多给工钱；而后校卫队派队员唐荣华来侍候，此人笃诚，郑氏乃心安。病中的郑氏只能服用稀释食品，友人纷纷赠送食物，包尹辅送牛奶两罐、蒋梦麟送奶粉，雷伯伦送鸡汤，德籍米士教授送饼干、橘子，何鹏毓送饼干，魏明经送藕粉、糖、鸡蛋，李鲸石送炼乳。为照顾方便，友人建议移动到合适去处：18日郁泰然来，告知与蒋梦麟商妥，请郑氏移居才盛巷二号蒋梦麟等人住处，以便照顾，明日十点汽车来接，届时，章廷谦带汽车来接，郑氏决定不移动；27日，陈雪屏建议，移居乡下岗头村，那里不用跑警报；住在岗头村的罗庸来，邀请住到他家，以便照应；樊际昌来探视，又写信邀请移驻其西山华亭寺家中，好安心调养。其时常有日本飞机空袭，25日下午空袭警报，郑氏不能下床躲避，罗常培“遂亦不走，相伴而谈”，米士“见吾辈不走避，亦留室中”。26日警报，仍然是罗常培相陪，陈雪屏来看望，亦不走。29日警报，罗常培仍然相伴，许宝騄亦伴甚久。探视的朋友络绎不绝，李晓宇从磁坝进城看望，梅贻琦、冯友兰、黄子坚、查良钊来四次，杨石先、王赣愚、冯文潜、雷伯伦三次，蒋梦麟、陈序经、汤用彤、鲍觉明夫妇二次，姚从吾、胡蒙子每日必来，任继愈每日到来，并为采购食品。对友朋的精心照顾，郑氏深刻感受到友情的重要和感激，18日作诗道情：“人事有急徐，情谊无亲疏……大哉夫子道，忠恕有坦途。”又云：“张灯药铛见，不敢忆亲人。”郑氏说写这些诗句，“不自知命意之所在”，其实是清晰的，就是人间有友情，有忠恕之道。人在灾难之中会得到友情的照拂，不是血亲，如同亲人。他真切感受友情的温暖，更认识到友情胜过性命，所以在空袭警报中不去躲避留在身边的罗常培、米士、陈雪屏、许宝騄等人，“此真舍生命以维交情者也，古人生死交情不过是也”。[1]（P~）这是以性命相伴，是大无畏精神的表现，郑氏与这些人士交好，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郑氏也有陪伴病友不躲警报的表现。年5月19日，刘晋年、许宝騄、卞之琳、雨秋四人因病不能躲警报，郑氏陪伴不出，未几，任继愈返回陪同。[1]（P）这都是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大病之外，友人同样关心。年3月15日郑氏患感冒，杨振声送来体温表，次日与郑华炽同来探视。[1]（P）关照友人家属。年6月27日晚，郑氏与查良钊、罗常培请蒋梦麟女燕华、子仁浩，梅贻琦女祖杉，章廷谦女淹，高仁山子陶，罗常培侄女静娴等人吃饭，为的是高陶等暑假后入大学，更重要的是和查氏商议好，要将已故高仁山的生平及家事告诉其子，是以郑氏与高陶单独交谈很长时间，10时半才散。[1]（P）这类关照朋友子女，是日常的细事，重要的是友人外出，如罗常培赴美讲学、钱端升到重庆，郑氏、罗庸帮助处理家务和家属看病。年4月罗静娴患肋骨结核病，要割去两条，可是身体虚弱，暂时不能治疗；30日郑氏和罗庸去慰问，6月8医院看望她；她于月底出院，移住罗庸家，郑氏往罗家看她，她住院医疗费15万元，由胡海宇代付；她怀疑胡氏有不良企图，郑氏乃为她筹足钱数还给胡氏。胡氏认为罗静娴以怨报德，并引起胡氏夫妇吵架；罗氏、郑氏从中协调，胡氏夫人也搬到罗家居停。[1]（P、、）年6月17日，郑氏在北平往见罗常培夫人，商议其女坤仪出阁事。[1]（P）钱端升在重庆给郑氏写信，请“照视其家用”，为此郑氏于年7月9日去看钱夫人陈公蕙，16日往她家送钱，19医院，与张奚若商议借款事。20日去看望她，24日钱端升返回昆明；陈公蕙将于8月1医院，郑氏与姚从吾看望，随即找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借汽车送病人，韩咏华多处寻找司机未能如愿，乃到钱家说明情况。[1]（P~）郑氏、张奚若、姚从吾、韩咏华都关心陈公蕙治病，将钱家的事如同自己的事设法解决。对不相识者的帮忙。年3月6日，有人误收罗士苇飞机票的通知，因不知其人，置之不顾，可是机票是明晨五时的，郑氏得知此事，这是刻不容缓要让当事人收到的，但是不认识其人，乃到云南大学访查，不得要领，又到张景钺家探询得到确信，于是派人送往，到晚间十时半，得到罗氏亲笔收条，这才放心。[1]（P）郑氏以助人为本分，显现道德的高尚。（六）别具特色的共同兴趣高雅型朋友圈郑氏在北平参加消寒会乙会的活动，此会第九次活动之后易名“诗条会”，名称反映出这是文士们以书画、文物、诗词鉴赏与交换文物为目标的雅兴聚会，是一种小群体文化生活。不妨以第二、第三两次集会为例，叙述它的活动情形。年1月6日晚六时在陈雪屏处，余嘉锡携来自书隶字条幅一帧、银币一枚，沈兼士携玻璃板印王羲之帖一卷，溥伒携自画墨笔山水一幅，溥松窗携自画墨马一帧、小册页十开，张柱中携胡开文墨四丸，启功携自画墨笔斗方一幅、石印汲古阁图二纸、大笔一支，董洗凡携桃源石笔山一座，张北灵携瓷瓶一件，陈雪屏出墨一丸、册页一册，郑氏带来道光墨一丸。饭后抓阄分配各人礼品，如郑氏得溥雪斋画，陈雪屏得郑氏墨。接着进行“神仙对”，陈雪屏出“金第六出风一一二夕五到三辽七西四”，郑氏对作“时雨数春滋孟夏”，自谦地说所对“勉成文理”，神仙对的首唱是张柱中之“新月半窗移枕外”。集会至十时散。[1]（P）隔九天一聚会的第三次会日在15日晚六时开始，聚于致美斋，溥伒出字一，抓阄，为沈兼士得；沈兼士出《广韵》一，启功得；启功出墨床一、石章一，郑氏得；郑氏所携之墨，余嘉锡得；余嘉锡出画一、扇骨一，张怀得；张怀出乾隆纸四、墨二，恩棣得；恩棣出画一，溥伒得；陈雪屏出画四，张柱中得；张柱中出画四，董洗凡得；董洗凡出壶一，陈雪屏得。其后陈雪屏以壶赠郑氏，郑氏回赠以所得石章，另以壶赠溥伒，溥伒以所得画酬谢郑氏。[1]（P）第七集于2月15日聚会在沈兼士处，饭后猜诗谜。[1]（P）3月2日，第九集，也是最后一次，在王世襄家，到张柱中、沈兼士、张怀、余嘉锡、溥伒和郑氏七人。“余抽得自备之物”。到会人少，郑氏因之发出感慨：“消寒乙会每九一集，今日完满，九集未缺者，惟雪斋、余季豫及余三人而已，余子或以事，或以病，或以限于携品，有半途而退者，有中间加入者，有时缺时到者，天下事之难，于此可见。”[1]（P）继之以诗条会，多次进行，惟郑氏《日记》仅记某日有此集会，缺少具体内容，不过聚餐、猜诗谜是必有内容，如3月30日聚会于森隆饭店，餐后“诸公尚有诗谜之会”。7月13日，郑氏与陈雪屏同赴溥伒家出席诗条会。[1]（P、）（七）交友中坚持的几项原则朋友再亲密，友、我总是两个人，也不同于家属，是以处友应有其道，郑氏深明于此，交友中坚持几个原则：一是不替朋友拿主意。年3月9日，陈雪屏是否往三青团中央任职，向郑氏征求意见，郑氏从两方面为他分析利弊，供他考虑，而不说肯定的意见。郑氏说：从青年团讲，你去对它有益，是可以去的；从你个人考虑，不赞成你去，若前往就职，你的生活就会完全改变了。[1]（P）朱家骅催促陈雪屏到教育部任职，郑氏年3月9日与姚从吾言此事：“余意去否吾人不便代谋，以就学校言，不去为宜；就辅佐朱公言，以去为宜。余不信对事业前途有何关系，况吾侪无所谓徒*，无所谓政治企图者耶！故惟视雪屛个人之兴趣而决定去否。”[1]（P）郑氏只是分析陈雪屏出任行政职务对该部门、对陈氏本人的利弊，供事主参考，既尽朋友关切之责，又不干扰事主的最终决定。二是真正尊重友人。尊重友人人格，各方面都要注意到。讲求礼节，郑氏就是在私密的《日记》里，写到友人，写其字而不书名，所以“莘田”“膺中”屡屡出现，以代替罗常培、罗庸，对蒋梦麟，总是写作“梦麟师”，对朱家骅常写作“骝仙先生”，对梅贻琦则书写为“月涵先生”，同样郑氏友人也对他尊重，如蒋梦麟给他写信，称收件人为“毅生兄”，落款自称“弟梦麟上”。[1]（P）教育部长朱家骅于年6月9日致函北京大学秘书长郑毅生，主名处写道“天挺吾兄大鉴”，内容涉及收到郑氏5月15日信，“备聆款怀，快同晤对”。就北大复校后扩充事，询问“未知高见云何？”落款“弟朱家骅顿首”[1]（P），从中体现对收信人的高度尊重。礼节，讲究“礼尚往来”，北大外籍教授葛利普于年2月1日赠送郑氏签名照片，为阴历新年贺礼，一个多月后葛氏故世，在这期间郑氏没有去看望他，所以“心甚歉，然今无及矣！”[1]（P1）因失礼而深深自责。三是经济上不令友人破费。《日记》中多次记叙友人宴请，认为太精致、丰盛、奢华，心中不安。如年6月6日在章耘夫吃午饭，“膳甚丰……厚扰主人矣，不安之至”[1]（P），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情。年12月7日晚，银行界中人“徐君恕设宴，甚丰腆，有鱼翅、鲍鱼、干贝、鱿鱼诸海味，此今日所难至者。一时杂陈，食者甚不安，而东道主人更不赀。一人食，何如大众食？一日食，何如分日食？”[1]（P）与宴者多因破费太多“甚不安”，郑氏更因此想到民生问题，不要奢侈，而要民众生活过得去，是真正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人人都生活在群体中，然而如何过好群体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大有讲究，并非人人都懂，都处置妥善。郑氏的践履给人们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要求友，有意识地同志同道合者、性格相近者、积极向上者交友；交友，会有不同类型，一般的朋友和密友，惟诤友为最高境界；交友有益是相互间的关怀、鼓励、谏诤，带来欢乐和上进意识，唯其如此才是交友之道；交友，就要择友，警惕交酒肉朋友、损友。三、与时代社会风气契合及传统社会优良礼俗的保留郑氏的个人生活，与友人共度的生活情景，当然是他的个性所形成，然而这又不是他个人独特的不同于众的生活方式。他是融入群体之中的，因此就需要明了他的生活是在什么社会环境、是在何种社会大众心态下产生的？笔者认识到郑氏的生活与时代社会风气相契合，具有三方面的一致性，即战时环境处境相同、爱国精神一致，具有中国必胜的信心；传统道德的仁爱精神、士人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承；维护具有独立人格新意识的时代精神。（一）战时环境下处境相同，爱国精神一致，具有中国必胜的信心年2月初，在长沙临时大学的罗庸，因将要去云南，作诗明志，6日郑氏与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去看望他，他拿出新作，诗云：“寂历蛮荒道，间关犯雾行。偷生余半璧，忍泪望中兴。亲舍空云海，家书匿姓名。歌声惊独夜，万马正东征。”[1]（P17）罗氏满怀家国之忧，又满怀激情地以乐观精神看待抗日战争，期盼国家“中兴”，欢呼“万马正东征”，争取胜利。他用这首家国情怀的史诗鼓励自己，也激励朋友。郑氏阅后，表示“最喜其‘家书匿姓名’一句”。这是最切身感受，因为往北平寄家信不能写真实姓名。郑氏对罗氏期冀的“中兴”有着相同的认识。他于几天后的《日记》里写道：“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间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1]（P18）遗民在国亡后撰写诗文，倾诉不忘故国情愫的正气，郑氏主张读中兴名臣著述，是在困难时期振奋志气，增强信心，有效地抗击日寇，争取胜利，更有积极意义。罗庸、郑氏是密友，共同的政治情怀更把他们以及其他友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同仇敌忾正是其时知识人士的共同心愿。年4月17日，郑氏与潘家洵（介泉）谈论时事，认为“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潘氏有疑惑，因此郑氏表示：“余确有此信念。其理由则说不出也，乃写一条，烦为证之。”文曰：“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郑氏更表示：“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1]（P）郑氏“中国必胜”的信念，还在诗作中表达出来：“海天急鼓收京近，为结西山红叶期。”[1]（P）他的中国必胜信心，也是其许多同事们所共有，如19日邵循正就因盟军飞机轰炸日本东京等地对郑氏说：“君昨日之预言或可验矣。”[1]（P）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失利，日寇入侵云南。17日郑氏与同人谈时事：“各人心境虽不同，但均甚镇定，尤以（张）景钺与余意最近，以为昆明必无问题。”[1]（P）在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形下，张氏同郑氏坚信中国必胜。《日记》中多有同样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的同人。北大职员胡蒙子对张宜兴说，预言家说5月中旬日寇渐入衰败状态，到9月必大败。28日张氏向郑氏转述，郑氏不相信这种预言的时间判断，但它却是有胜利信心的表示，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故云：“凡此虽不免出之夸张，出之愿望，然亦足以振我士气也。今日惟上下不慌张，不气馁，然后可以操全胜。”[1]（P）无疑，坚定抗战胜利信心是联大教授的共识。只是在胜利之日何时到来上，个人分析形势见解有别而已。如年6月26日，雷伯伦与郑氏共进晚餐后谈论时局，雷氏“颇以非洲为忧，谓埃及不保，同盟国将无胜利机会，但谓同盟国必胜，明年此时可以决定”[1]（P），同样是年夏天胜利论者。郑氏与联大教授胜利在年夏季的预言，历史事实证明是不准确的，但是同盟国胜利、中国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更大的、本质性的事实；郑氏和联大教授中国必胜的信心，是中国有识之士的信念，支撑着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二）传统道德的仁爱精神、士人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承处于民国时代的学人，在新旧道德交替之中，保存了传统道德中的优良因素，吸收了现代精神文明，形成新的道德准则：节假日朋友聚会缓解家国情愁，以乐观态度去生活，是为传统美德的体现。1.传统节日、人生喜庆日友朋聚会体现的仁爱精神。抗战中的家国情愁，不到最后胜利是难以完全消除的。为此人们要稳定情绪，以乐观的态度去生活，尤其是在节日、人生喜庆日愁绪大增之时，这就需要友人的慰籍，共同营造欢乐气氛，所以节假日、生日多有聚会、庆祝活动。像郑氏那样联大的教授，只身奔赴西南的不乏其人，如密友罗常培、陈雪屏，他们和其他携带家眷的教授每逢节日、生日更有家国情愁，这种愁情，一人一家很难排解，于是亲友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度过节日。且看甲申年的几个节日郑氏是怎样与朋友度过的。年6月25日端午节，郑氏和罗常培、陈雪屏共同请膳团办酒席，约请同人，入席16人，“可谓热闹矣”。[1]（P）“热闹”，表明与宴者兴致很高，你一言我一语，你一盅我一盏，饭吃饱，又尽兴。七月初四日，郑氏与田汝康等人从大理返昆明途中，同人知道是郑氏生日，于是“食鸡、饮酒”。[1]（P）中秋节，郑氏女儿郑旻和罗常培女儿坤仪做菜，请董式珪、吴学淑、罗泽珣过节。[1]（P）腊八节，郑氏应约到罗庸家吃腊八粥。[1]（P）20多天后的除夕（年2月12日）中午，冯文潜邀请亲友过年，到者郑氏父女、罗常培全家、刘晋年兄妹、毛准、卞之琳、冯氏本家冯承植全家，共两桌。晚间在章廷谦处，十余人聚餐，十二时散。[1]（P~）甲申年的几个节日和生日，郑氏接受友人邀请或自家请朋友共同欢欢乐乐地度过。身为北大校长、联大负责人之一的蒋梦麟，夫人、女儿、少子均在身边，年岁又长，逢年过节，自觉地邀请同人到家欢聚。年2月18日（阴历除夕），邀请同在柿花巷居住的同人到家“食年夜饭”；饭后大家掷陞官图，郑氏玩到次日早晨5时才离开。[1]（P）6月20日端午节，蒋梦麟复“约公舍同人食节饭，饭后掷陞官图”[1]（P）。到中秋节这一天（阳历9月27日），郑氏、章廷谦、陈雪屏不愿让蒋梦麟再破费，共同在他家设宴过节；而在当天下午学校开训导会议，散会送每人三枚月饼，是以学校的名义向与会者贺节。[1]（P）年2月7日（阴历除夕），郑氏从城里到住在岗头村的蒋梦麟家度岁，感到主妇陶曾榖“招待极优，平时在家过年无此周到也”。次日初一，早上吃莲枣粥、年糕面，陶曾榖说这是无锡风俗。[1]（P）无疑是将思乡的心情，用制作和吃食家乡饮食表达出来，也是释放乡愁的一种有效方式。共同度过节假日生活，是人们实践互相关爱传统美德的表现。作为学校首脑、长者（或者说老师、长辈），必然要关爱下属、晚辈；阴历三大节要请客，到家里共同过节，共叙友情。而郑氏、陈雪屏、章廷谦不忍心总让蒋氏破费，中秋日请客，不在饭店，选择在蒋家，含有尊重长辈的意思，而不使他难堪。要知道蒋氏的应酬多，开销大，薪水根本不够用。联大另一位负责人的梅贻琦也是家庭财力捉襟见肘。这二位的此种窘境，《日记》均有道及。在上位者爱护下属，不是舍施，给人恩典，而是感情交流，人际关系上是相互平等的。2.日常生活中体现仁爱精神的互相关照。基于道德观念的一致，在联大教授关系中频频出现互敬互爱的动人事例，特别是在人生中出了不幸事情的时刻。丧失亲人和失业，是人生中的大不幸，友人基于同情，及时伸出援手。汤用彤的22医院割治盲肠。年6月19日郑氏和罗常培看望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惨不忍睹，21日早晨故去。郑氏得知，即嘱咐校中同人经纪棺材和入殓，不要让汤用彤知道。到晚间汤氏已知儿子亡故，“乃坐垂泣，而不失其常”。郑氏见状，既同情，又钦佩：“此老宁静真不可及，不愧修养素蕴。”[1]（P~）像这样大的事情，郑氏指挥同人操办，不仅让汤氏省心，更是为减轻他的伤心痛苦，体现了关爱备至的精神。年10月26日，郑氏听说张荫麟病逝于遵义，“年少笃敏之士，竟尔奄化，不胜悲怆”[1]（P）。郑氏与张氏并无多少个人往来，出于同情和惜才而非常难过，并于12月4日出席张氏追悼会。[1]（P）年7月龚祥瑞被清华大学解聘，是不幸的大事。7日，郑氏、许宝騄、袁家骅、刘晋年、罗常培、陈雪屏、孙毓棠等十人公宴龚氏夫妇，给予安慰，次日郑氏又专门去看望，仍是表达慰问之意。[1]（P）此举无疑令他们感到友情的温暖。郁泰然是北大助教，在联大对郑氏生活上照顾很多，不幸于年5月27日故世。郑氏在他生病期间去探视，其逝世之日去他家看望，不想已经撒手人间。郑氏“不胜悲痛”，认为“其人甚热心而戆直，余三十一年（）冬在昆明卧病，泰然几于间日必来视”。来北平后托他代管所有物品，他视为己事，处处想到。于是同郁太太、刘半农太太等人商谈办理后事，帮助从北大借40万应用，自己赠送赙金四万元。[1]（P1~）郑氏和同人这类对不幸者的关怀，远远超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孙中山提倡的博爱精神的表现。人生不如意中得到友人的慰勉，帮助走出困境。有段时间樊际昌口碑不好，许多人不搭理了，他很难受。郑氏与章廷谦理解他，在他生日的头一天，即年1月17日，请他到饭店吃面。樊氏面对仍愿做朋友的郑氏、章氏，心情复杂，喝得大醉，郑氏将他送回宿舍，呕吐得狼藉不堪。次日生日正日，罗常培、陈雪屏也为他做寿，章廷谦、赵乃抟、魏建功与郑氏作陪。[1]（P6~7）这两次生日聚餐，必然令樊氏感到仍有一些好友，心理上得到安慰，以便心理平衡。郑氏、章氏、罗氏、陈氏极具宽容心，能够理解他人的难处和委屈，真是够朋友。罗静娴病中，罗庸的关照，远远超出一般朋友关系，病人患的是结核病，不传染吗？一般人哪敢接近？而罗氏却将病人接到家中养息。由于静娴对愿意负担医疗费的胡海宇动机的怀疑，胡氏夫妇的争吵，罗氏又容留胡氏夫人，真是帮人帮到底。友人出于爱心的援助，自尊自爱者婉辞。郑氏和罗常培听人讲在重庆的“吴文藻穷，冰心病”，他们为友人在贫困中治病，各汇去一千元。吴氏夫妇肯定知道彼此都不宽裕，不能接受，乃托李友义于年11月23日“璧回”。[1]（P）郑氏、罗氏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吴氏夫妇的“璧回”，是虽贫病而自尊自爱，体现的是自立人格精神，极其可贵。低调人生，做好事归功于他人的美德。联大教工薪金收入抵不上物价的飞涨，极希望能有补贴。何廉设法联系购买“公米”，成功了，但要郑氏出面见云南官员缪云台，名义上“请其帮忙”，实际“欲归功于缪”。年4月22日郑氏会同杨振声、樊际昌、查良钊去缪云台办公处，缪氏顺水推舟，将事情落实。原来大米是从越南进口，每石国币58元，卖给联大只收50元，于是联大“同人及学生购用”没有问题了，教工和学生得到低于成本价格的食米，如同获得补贴。[1]（P）何廉不但不居功，反而让给他人，多么难能可贵的美德！应该说他更有远虑，以后常川买公米不将方便了吗？！抗战胜利后负责北平文教界接收事务的沈谦士，五十大寿的日子是年7月9日，于8日下午离开北平，“往天津避寿”。[1]（P）“避寿”，免得他人破费与费神，或别有企图，自家也少劳神，表现了他的谦让、廉洁精神，不愧用“谦士”之名。（三）维护具有独立人格新意识的时代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在民国时期已经深入人心，先进的人们在争取，在实践，在维护，就中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在诤友部分说到罗常培与陈雪屏的一度失和，郑氏、张清常多少认为罗氏对删文事反映过度。其实罗氏较真的是言论自由的大事，也是维护自己人格尊严。陈雪屏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径自删掉的那节文字是讽刺中央训练团的，是批评当局的，无疑陈氏之所以删是为维护当局，罗氏之所以写以及之所以坚持要保留和补行刊出，是维护言论自由，是坚持批评当局的权利，乃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因此罗氏的认识和行为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罗氏这一行为不是偶然的，只是他独立自主精神的一次体现而已。此次事后不久，即6月1日，吴晗询问罗常培愿否给《民主半月刊》写稿，罗常培说刊物如有罗隆基、潘大逵、李公朴在内则不给稿子，吴晗回说有他们。罗氏遂说出不愿投稿的原因：“我主张言论自由，不愿有人在后牵线”，并劝吴晗慎重行事。[1]（P）可见罗氏言论自由的观念很强烈，不愿意与不能自主的受人支配的刊物主持人及其刊物往来。与罗氏观念相同，联大颇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汤用彤即是一位。年北大要派一名教授“赴美讲学兼宣传”，蒋梦麟于4月18日开会讨论，蒋氏的意思是钱端升去，钱氏推辞；让周炳琳去，周氏以夫人有病不能出行辞；询问汤用彤，汤氏“以自己病辞”；说到罗常培，罗氏说自家英语不好，不能去；于是众人认为杨振声别无牵挂，可以去，他亦推辞，后来迫于众人强力要求他才接受。其实众人认为汤用彤去最合适，隔天，郑氏、罗氏往见汤氏，意在劝他赴美，汤氏坚持不去。究其原因，遂将前日不愿说的话对好友坦陈：“一不愿受训；二不愿去宣传。体力乃其次也。”[1]（P~）原来赴美之前要受训，汤氏认为这是对学者的侮辱，去做宣传工具，有辱自家人格，所以坚决拒绝那种官派赴美。这是学者应有的矜持。其时教授清高，认为学人应远离政治。姚从吾在联大办三青团有成绩，年3月9日为中央团部“嘉许”，“但三数友好如锡予、莘田、寅恪均不谓然，从吾决辞”[1]（P）。汤用彤、罗常培、陈寅恪都不主张他热衷于此，姚氏接受意见，拒绝接受表彰。郑氏无疑与汤氏等人观点一致，才在《日记》中如此叙述。四、启示与体会《日记》关于生活史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明了郑氏和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给了我们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又是在什么观念主导下才有那样的生活呢？（一）人生应有丰富多样的生活郑氏和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情景，让我们认识到，虽然是在抗战环境中有家国情愁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乐观的，对生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于是有了多样性的生活：“民以食为天”，就饮食而言，有家居的餐饮，学校食堂的集体伙食，饭店的就餐；同人、友人间的聚餐，在家庭，在食堂，在餐馆，场所不一；食材只能因环境而定，不过也可以有所选择，实现饮食习惯和爱好；餐聚是个人请客，抑或是公宴，再或者实行AA制，有多种方式。娱乐是生活必有的内容，事业再忙，也要善于处置闲暇时光，教授们富有文化，他们的娱乐既有同于大众的，打麻将，推牌九，掷陞官图，打扑克，欣赏艺术表演，什么京剧、滇剧、粤剧、桂剧、评戏、清唱、说书、杂耍、唱花灯（野台子戏），样样有兴趣；有机会和可能，如郑氏在上海就看电影，在重庆观看音乐演奏会；自娱自乐，唱昆曲，吹口琴，随处可以进行，既娱人，也自娱；大众的猜谜语，到了教授群就成为猜诗谜，居然出现“诗条会”，可知兴趣之浓厚；文物的鉴赏，基本上是文化人业余爱好，书画、石章、古墨、画扇，他们边搜求，边欣赏，不惜花精神去研讨。联大教授的如此这般生活，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是乐观的生活态度，相信抗战必胜，清贫中也像郑氏说的那样“穷中作乐”。如在年8月27日，当年的教师节，怎样过法，住在靛花巷的郑氏、许宝騄、袁家骅等人早商议好，那天请住在玉龙堆宿舍的同人和陈雪屏、孙毓棠欢聚，前两天的晚上，郑氏就和许宝騄、袁家骅夫人上街购买后天用的食物。那天聚会到晚间十点，郑氏《日记》说这是“所谓穷中作乐也”。[1]（P）年2月5日郑氏购买胡开文出品的徽墨一锭，元，自嘲云“穷中豪举，可发一笑”[1]（P）。正是这种“穷中作乐”“穷中豪举”，营造出有意思的生活。另一个留意点是分清娱乐与赌博的不同。教授们打麻将、猜诗谜、掷陞官图，有钱财的输赢，是小输小赢，是赢个彩头，提高玩的兴致，与以赢钱为目标的赌博不同性质。总起来说，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是大众性的，也是文人式的，是俗气与高雅兼备的，可以说是有个性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从这里笔者认识到：1.人们的日常生活，应当是有个性的，是个性与共性的交融；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刻板的、单调的、清教徒式的；个性生活，甚至有某种嗜好，如偏食，如好杯中物，如为提高兴致打牌有所输赢，如手头不宽裕却购置文物。对嗜好要分析，一概肯定或否定，都未见得恰当。2.历史上文人雅趣三变：古代文人具备琴棋书画的艺能，心静沉稳，富有诗情画意，才有唐诗宋词那样意境深邃的作品传于后世；近代文人有古人的遗风，不乏通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同时具有近代民主意识，但古人的宁静心态多所消失，很难有古人那样意境的诗词；当代文化人生活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不乏以“向钱看”为生活目标，传统文艺才能丧失殆尽，缺乏高雅文化，刺激性文化大行其道，当下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主流的俗文化能否成为”过去式”？手头略微宽裕的文化人、有钱而想成为“风雅”人士可否向高雅文化方向努力呢？但愿如此。当然了，文人雅趣是随着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发生的，不是哪个人、哪群人的事，不过向高雅文化方向努力似是不易法则。（二）日常生活中并非新鲜事却成了新事物，继续从封闭中走出来联大时期生活上有的事情，如朋友聚餐流行AA制，国统区实行夏时制，笔者是从郑氏《日记》获知的，原来我们经历过的夏时制早在半世纪前就出现过。AA制在联大教授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也是几十年后才又为人们所习用，这是从封闭中走出来的表现。联大教授聚餐的费用，有的是按人头均摊，有的是几位东道主均摊，当然个人做东的现象常见，不过不是本文叙述范围了。几个朋友经常饭馆便餐，不是请客，用餐者各自掏钱，但不是各自点一份自食，而是叫了饭菜打伙吃。年9月29日晚，郑氏与杨振声、章廷谦、戴修瓒、蔡枢衡等六人“同出食米线，每人各摊25元，可谓骇人”[1]（P）。从“各摊”若干元可知，六人共同点的饭菜，共同吃食。年2月20日，郑氏与陈雪屏、刘晋年、孙毓棠四人饭馆晚餐，点了四碗面、20个包子、葱鱼一盘、粥一碗、茶四杯，共元，郑氏出50元。[1]（P）这也是合伙吃食，分摊费用。同年10月2日，章廷谦、蔡枢衡和郑氏三人午餐，叫了三碗面、11个花卷、一盘肴肉，价元，郑氏付67元[1]（P），不仅饭费分摊，其他的共同用项亦复如此。如年4月11日，郑氏与雷伯伦、王信忠同行，自重庆飞昆明，早点三分之一元，挑夫三分之一10元，又一次挑夫三分之一10元。[1]（P~）以上主要是几个人打伙吃饭，分摊饭费的AA制。年6月7日端午节，“晚，全舍公宴过节”，郑氏《日记》未记录支出，既然说是“公宴”，是自己给自己过节，凑份子。[1]（P）这是搭伙吃食的AA制。年1月郑氏联同杨振声、周炳琳、钱端升、章廷谦、查良钊及蒋梦麟公宴李润章夫妇、严慕光夫妇，郑氏付“请客公份元”。[1]（P~）同年2月17日在陈雪屏处公宴陈福田、邓以蛰、张子高、陈岱孙，由曾昭抡、杨振声、赵廼抟、郑华炽、佛泉和郑氏做东。[1]（P）这是多人宴请多人的AA制。若一个人在饭店主副食全要，偶尔一两次尚可，经常的话就太不经济了；若几个人搭伙吃食，主副食齐全，会吃得有滋有味，也是经济便饭，容易接受。这大概就是郑氏与同事乐于采取这种AA制的原因吧。这种办法，是经济的、适用的，行的是平均原则，是良好的处世之道。至于公宴，请的是大家的朋友，大家一齐请，省时省事省钱，是以公摊是正常现象，也是实行公平原则。但这里有个观念问题，郑氏《日记》没有涉及，可能他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无需自言自语了。其实，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来人们可不是这样想、这样做的。80年代，在北方，个人或请客下饭馆，吃剩下的菜，是不好意思打包带走的，后来才正常打包了。然而我们常在饭店看到两位或几位食客争着付费的现象，大家都客气，都希望做东道主，不占他人便宜（真正付费了，会不会又觉得自己吃亏了？）。几个人一起下饭馆，而后公摊饭钱，那不是栽面子的事吗？公宴，本来是请朋友，公摊，似乎“不够朋友”了，没面子，个人请，“才够朋友”，才挣足面子。面子，是国人最在乎的！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在请客方面的观念，不宜失传，尤以改变观念为首要前提。夏时制，在上世纪40年代的出现，对于郑氏也是新鲜的事，《日记》谓为“夏令时间”，特予说明。年10月1日，郑氏在重庆，将飞往南京，《日记》云：“自今日起停止夏令时间，较昨日迟一小时。”到了南京，“此间自胜利后概用重庆时，号曰‘标准时’。”[1]（P~）到了年5月15日，“北平以今天起用夏季时间，今日七时半昨日之六时半也。”[1]（P）中国是否实行夏时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事情，而叙述20世纪40年代的实行，原来众人都不知晓，是知识的闭塞。民国史的这类事，与对政权评价并无什么关系，是历史常识而已，所以才有继续从封闭中走出来的必要。（三）兼具传统道德优良成分、民主主义新意识的教授实现做自己的“主人”愿望汤用彤、罗常培争取、维护、实现言论自由，自我支配个人行为，坚定地维持做人的独立人格，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不接受行政意志的支配，是站着做人，鄙视那些跪着的、俯伏在地的人。民主和自由思想成就了联大的汤用彤、罗常培，他们和众多的联大民主主义教授共同成就了、铸造了杰出的大学——西南联大。后人敬仰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观念，他们的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纪念他们，纪念西南联大，此乃应有之义！注释①笔者是郑先生的学生，行文中的老师名字本应写作“毅生师”，然文章不是回忆性的，是论文，给读者观看的，那样称呼不相宜，直写名字自然不妥，故文中凡遇老师名讳，皆书写为“郑氏”，敬请读者见谅。②原来设想的本文有六节，拟写郑氏、联大教授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活，可是写完第二节已达两万几千字，再写下去将会有五六万言，如此长文不妥，遂舍去科研与教学内容，他日有机会再行补撰吧。③傅正伦：《郑天挺先生行谊》，收入封越健、孙伟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9年，第11页。④雷伯伦海宗，亦为笔者老师，下文凡见老师名讳，均书雷伯伦而不名。⑤说来有趣，今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大厅敬置郑氏石雕像，是系友王承斌捐赠，所用石材即为曲阳石。在北方造像，用此石已经很好。在雕塑过程中，王氏和我前往造像现场察看造型，王氏的义行令人感佩，特志。⑥年郑氏在天津主持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令郑克晟、陈振江、南炳文和笔者编辑会议论文集，在我们初选之后特地指示将不拟选入的文章复行阅读，再决定取舍。可知是传承衡文家风的继续。⑦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年，第7页。⑧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年，第页。⑨郑天挺在《悼念罗常培先生》写道：“因为他的笔记详细而精确，常为我们所借抄。”见《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年，第页。参考文献[1]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注：转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