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陌生化”作为形式主义的一面旗帜,与中国传统的“象征化”手法有着相似之处,即通过认知——陌生——认知的过程,完成其对事物的“陌生化”和“象征化”。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陌生化”和“象征化”具有不同的特质,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和影响。陌生化的“一次性”与“时效性”特征导致其无法长时间对某个事物产生稳定的影响,而象征化通过不断重复和循环,最终获得了一种稳定性。作为两种重要的艺术手法,“陌生化”和“象征化”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运用空间。
关键词：“陌生化”;“象征化”;形式主义;认知
作为形式主义的重要文学原则，“陌生化”是艺术认知的一种重要手法，其途径是“认知———陌生———认知”，即通过制造对某个事物的惊愕与新奇，完成对事物的新的认识。无独有偶，中国的象征手法，也是通过这种途径，完成对事物的认知和审美。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陌生化”由于时限上的可确定性和时效上的不可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所以难以就范于任何一种研究模式。而通过同样途径完成对事物认知的“象征化”手法，则具有稳定性，从而形成了自身稳定的范式。因此，通过对“陌生化”和“象征化”的比较，以及在今天的认识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陌生化”的意义和内涵，从而发掘和重现其理论价值。
一、认知———陌生———认知:
一种手段和途径
“陌生化”作为形式主义的一面旗帜，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作用。为保障形式主义的另一面旗帜———“文学性”的有效实施，“陌生化”理论被提出，通过语言的形式化，从而隔断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陌生化”的概念最早由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提出(1)，在他看来，“陌生化”即与熟悉的认知相对立，从而使得艺术脱离无意识的惯性轨道，并获得独立。“陌生化”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恢复并更新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真正的感知。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所说:“一般来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1](P22-23)黑格尔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抗拒心理，因此需要通过“陌生化”，增加形式上的难度和长度，从而让人们能够重新认识事物的本质，达到“振叶以寻根”的效果。例如，舞蹈就是摆脱了我们日常无意识进行的步行程式，“舞蹈是一种感觉到了的步行”，“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为了被感觉到才构成的步行”[2](P)。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凡是有形式的地方几乎都有陌生化。
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之后，德国的戏剧家布莱希特也提出了“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的理论，他对“陌生化”的定义是:“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3](P62)所以，在布莱希特看来，“陌生化”的哲学意象是积累无法认知的事物，直到该事物被认知，即“认知———陌生———认知”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陌生化是真正的令人熟悉，它让人们的感知从无意识性中跳出，重新回到原本的观察，并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且看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托尔斯泰小说中对“马”之感受的分析:
托尔斯泰经常运用奇异化手法:有一次(《霍尔斯托密尔》)由一匹马出面来讲故事，于是事物被不是我们的，而是马的感受所奇异化了。
这就是马对私有制的感受。
“他们关于鞭笞和基督教的谈论我都十分明白，但有些话的意思却一点也搞不懂，譬如:自己的，他的小马驹。从这些话里我看出人们认为在我和饲马总管之间有某种联系，但这到底是种什么关系，我那时怎么也搞不清。”……在小说结束时，马已被宰杀，但叙述的方式，它的手法未变:“在人间行走过、吃过、喝过的谢尔普霍夫斯基的躯体在很久以后才埋进土里。无论是他的皮、还是肉和骨头，都毫无用处。[4](P12-14)
托尔斯泰对马的感受的描写，明显违背了叙述人称的原则，但正是这种看似荒诞、难以理解的描述，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符合什克洛夫斯基所推崇的“陌生化”理论，从而也加深了读者对托尔斯泰作品主旨的理解，还原其本来面目。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iklovsky)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habitualization，automatization)，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亦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抑不独修辞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5](P-)
而同样与其有着相似途径去认识事物的艺术手法，则是“象征化”。在本文中，我们所探讨的“象征化”是指中国传统的象征手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在欧洲出现的象征主义。“象征化”即借具体事物去表现某种抽象意义或者不便表达的意义，换言之，即通过特定的容易引起联想的具体形象，表现某种概念、思想和感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事物与抽象意义之间，也就是象征体和本体之间，必须要有内在的联系，这样才能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和想象。在《周易·系辞下》中，这种艺术手法就已经提出:“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6](P)“象”本是指卦象，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但是卦象也是对自然事物的模仿和解释，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相通之处，因此，“象”被用来指代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易传》同时也提出了“象”和“意”的关系问题，即象征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系辞下》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6](P)所以，立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意。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对客观事物的大量描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象”来反映“意”即通过具体事物来反映某种抽象意义。
通过“立象以尽意”，我们可以发现，“象征化”的途径同样可以用“认知———陌生———认知”的方式表现，从而将某种难以言说的抽象意义通过某种具体可感的事物表达出来，加深读者对此意义的理解，延长了读者感知的长度，从而达到一定的审美效果。“象征化”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着大量的运用，例如“折柳”一词，在唐诗中常被用来象征“惜别怀远”之意，有青莲诗为证:“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忆秦娥·箫声咽》)，如此说不尽道不明的别离之情，借助杨柳依依的具体可感的意象，就得到了较好的诠释。再如“青鸟”一词，本义是指西王母的随从和使者，后常用来象征传递爱情的使者，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当然，无论是“折柳”或是“青鸟”这种具体可感的事物，其象征意义的形成，也需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循环，通过累积，最终形成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从而上升为“象征化”的艺术手法。
所以，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陌生化”和“象征化”的艺术手法，均是通过“认知———陌生———认知”的途径，从而达到其艺术效果。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二者又存在着差异，这也将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时效与稳定:“陌生化”与“象征化”的差异
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流行的文艺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可谓一时风头无二，就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年中，形式主义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成了街头巷议的话题……今天，俄国难得有一个城镇不至少是一位奥波亚兹成员停泊的港口。”[7](P61)正如什克洛夫斯基谈及“陌生化”时，认为这个术语“像一条断了尾巴的狗跑遍了全球”(《小说论》)，从适用对象来说，“陌生化”针对的是所有事物，而象征化针对的是抽象意义上的事物。
在“陌生化”的概念之下，只要是被人熟知的事物，都能够被“陌生化”，这就让“陌生化”这种艺术手法具有了一种普适性，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我个人认为，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反常化手法。”[8](P6)同时，“陌生化”的过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