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作者：王彬演播：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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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 诵读｜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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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鲁迅的故园至少有三处，绍兴、北京、上海，都有资格成为鲁迅故园。如果我是绍兴人士，则毫不犹豫地选择绍兴，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当然是北京，因此以鲁迅在北京的曾经居住地而作为写作中心，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迟疑了。然而，虽是如此，也还是有些纠结，纠结那些女人与花朵，尤其是女人——新与旧的女人，真的一时梳理不清。那就暂时放下，从故园的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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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北京，鲁迅曾经居住过四个地方：一处是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一处是八道湾胡同11号周氏兄弟旧居；一处是砖塔胡同84号；一处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现在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在绍兴会馆，鲁迅住了七年半，从年的5月到年的11月，先是住在会馆西北的藤花西馆，因为邻人吵闹而迁移到会馆东南的补树书屋。
关于邻人吵闹，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但是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后，虽然逃避了狺狺犬啮，却又平添了猫的骚扰。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对于猫叫春，像小儿一样绵长的啼哭，他们那时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说，他的年的日记里，也有“夜为猫所扰，不得安睡”的记载。不得安睡怎办？只有采取行动，“拿着一支竹竿”，周作人写道：“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又回来了。”谁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几”，那么就应该是鲁迅，是鲁迅手持竹竿与搬着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打猫为什么不在前檐，而偏要绕到房子的后面，舍近求远地走到后檐下呢？我近日去哪里探访，绕到补树书屋的后面明白了，后檐的地势相对前檐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里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顶上叫春的猫。
当然，在补树书屋，对鲁迅而言，更多是岑静与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夏夜时分，“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关于这株槐树，研究鲁迅的著作记述多矣，这里不再多说。我感兴趣的是槐树之前的历史，因为文献记载，补树书屋的墙壁上，曾经嵌有一方石匾，刻有这样一些文字：
昔有美树，花夜合。或曰楝别种莲芙。
夜晚将花朵合拢的，是什么树呢？是合欢吗？合欢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条胡同将其作为行道树，夏天的时候绽放绯红的花朵，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统统被砍掉了。合欢的叶子在晚间闭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觉树”之称。叶子是这样，花也是这样吗？
什么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闭合呢？有一种叫“夜合花”，“又称夜香木兰”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绿色的，里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开放，晚间合拢，香气幽馨，直径有三到四厘米，是一种偏大型的花卉。把这样的树，称为“美树”，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因为还有这样的话：“或曰楝别种莲芙”。楝，又称苦楝，果实是圆球形状的，成熟以后焕发一种金黄的色泽，因此又叫金铃子。在中国文人的情怀里，楝是高洁的树木，庄子《秋水》篇中便有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的议论。楝花一蓓数朵，颜色紫红，芳香满庭。
楝，这种树在印度被称为神树，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么，楝的别种“莲芙”，是楝的哪一个品种呢？可惜也一时难以说清，而历史中的现实是，在鲁迅的时代，无论是夜合还是莲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年。这一年，距鲁迅入住的时间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们所见的槐树，种于癸卯，与壬寅相差一年——公元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际中的槐树正当盛年，正是亭亭如盖，青翠如幄的好姿态。周作人说住在这里，盛夏的时候屋子里并不很热，“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自然与这株槐树有关，“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是槐树的好处，当然也有坏处，只是槐树上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青虫，在古人的笔下是尺蠖，鲁迅写作槐蚕，是一种像蚕那样白皙的小虫子，以槐树的叶子为食，北京人俗称吊死鬼。这种小虫子，时常用一根细长而雪亮的白丝吊下来，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头颈上”呢，会像鲁迅那样，产生“冰冷的”感觉吗？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这其实是与猫大有关系。周作人说，“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这些扰人清梦的猫便是驱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们哪里料得到，做了这样的好事却难免被痛打，功臣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吗？
那些白皙的小虫子，那个自缢的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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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个活泼的姑娘：俞藻、俞芳与许羡苏。照片中，俞芳与许羡苏之间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
俞芳与俞藻有一个姐姐叫俞芬，俞芳后来回忆，八岁那年，她们的母亲去世了，比她大十二岁的俞芬，带着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即今之84号。俞氏三姐妹的父亲叫俞英崖，61号是俞英崖朋友的房产。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这里。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离开八道湾而迁居于此。
与鲁迅初次接触，俞氏姐妹很拘谨。但是，很快发生了变化，一天，鲁老太太给他们讲鲁迅小时的故事。说鲁迅穿着红棉袄，手持大关刀，模拟关羽征战的样子，高喊：“娘，给你看看！”听了这个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鸡毛掸子，模拟鲁迅小时的样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这是红棉袄，这是大关刀，和尚师父给我做的，给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开了。
俞芬与许羡素同为绍兴人，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许羡素到北京女子师高读书的时候，俞芬在师高附中读书，因此许羡苏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她的这位同学是一位超龄的活泼的女中学生。鲁迅借寓砖塔胡同61号便是通过许羡苏介绍的。年，许羡苏从绍兴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八道湾，鲁老太太很喜欢她。后来，许羡苏考上了北京女子师高，住到学校里去了，鲁老太太舍不得，流了好几次眼泪。许羡苏当时剪了短发，与高师当局的要求相抵触。当时剪短发的，还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张挹兰。张挹兰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同日遇难。高师当局下令这些剪短发的学生必须把头发养长，而这四个学生拒不遵命。高师当局于是向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与家长，要求他们督促执行。许羡苏的保证人是周作人，为此，周作人退掉聘书以示抗议；鲁迅则写了一个短篇《头发的故事》，表达他的激愤与支持。
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南下，由此，鲁迅与许羡苏的通信也频繁起来。以8月27日至10月2日为例，根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的通信次数是：
八月
二十七日上午以明信片寄寿山、淑卿。午蹬车，一点钟发天津。
二十九日晨七时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下午寄羡苏明信片；
四日下午一时抵厦门，……以明信片寄羡苏及三弟；
五日午寄淑卿信；
八日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
十二日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上午寄许羡苏信并《语丝》十本；
二十三日午后得羡苏信，十五日发；
二十四日上午寄羡苏信并《语丝》；
二十七日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下午得羡苏信，廿四日发。
按：淑卿，即许羡苏。鲁迅9月8日得到许羡苏的回信应是对9月1日以前三张明信片的回复。许羡苏2日寄出的信，鲁迅6天就收到了，说明其时邮政是顺畅的，作为平信的收发时间今天也大抵如此。从8月27日到10月2日，在37天的时间里，鲁迅与许羡苏通信13封，鲁迅8封，许羡苏5封。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与许羡苏的往来信函大概有余封。鲁迅——包括邮寄书籍，有多封，许羡苏的也有百余封。
在鲁迅的人生中，许羡苏是一位难以回避的女性。许羡苏面容姣好，性格活泼，历史如果给鲁老太太再一次选择儿媳的机会，有的研究者认为，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友人曹聚仁在一本关于鲁迅的评传中，更是把许羡苏直接称为“鲁迅的恋人”。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经私下里，将许羡苏、许广平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称为“二许之争”。这样的闲话，很快传到鲁迅的耳朵里。年9月30日，时在厦门的鲁迅，致信在广州的许广平，转述伏园的闲话：“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高的那一个”是指许广平。对这件事，鲁迅看得很淡，认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看到鲁迅的信，不知许广平的心情如何，而许羡苏又会翻涌怎样的波澜呢？
关于鲁迅与许羡苏之间通信的下落，许羡苏在年著文回忆说，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师——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鲁迅给她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鲁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样处理了”。但是，后来整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时，在朱安的箱子里并没有见到这些信。如果这些信还在，那些曾经的鲜活文字会传递何种信息呢？
年1月11日，鲁迅在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给许广平写了一封长信，述及厦大的学潮以及关于北京的一些传闻，说到一位从北京南来的教授白果“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将许广平喻为皎洁的月亮。信尾又告知这样一件事情：“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许羡苏。这封信收进《两地书》时，羽太信子与许羡苏的真实姓名都被芟夷而改为代称，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避免麻烦，用鲁迅的话是“力求清宁”；后者呢？回避什么？许广平是许羡苏在女子师高的同学，比许羡苏大三岁，称其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回避其名？
“柳”的背后蕴含什么深藏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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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然，这样的柳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之柳。
年6月25日，鲁迅从砖塔胡同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次年4月5日，请云松阁栽种绿植。计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鲁迅日记》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与榆梅，今天还可以见到，丁香位于前院正房两侧，壮硕蓬勃，已经高过屋顶了。其余的植物均在后园，一株在正房背后的东边，这是碧桃。余者则位于后园的北墙之下，从西向东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杨呢？现在是一株也没有了。
青杨是杨树的一种，在中国土著杨树的种类中，与青杨相对应的是白杨。白杨树皮皎洁，青阳树皮青灰。清人陈浯子在辑录的《花镜》中比较这两种杨树的区别时说，白杨的叶子在萌芽之际，包裹一层乳白的绒毛，及至舒展开来，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旧是白色的。白杨的叶子似“梨叶长而厚”，“蒂长两两相对”，也就是“对生”，“遇风则簌簌有声”。岂止是“簌簌”，有时简直会发出骤雨一般的暴响。相对白杨，青杨的叶子要小许多，高度也相对低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杨树不种在院子里，而是多植于茔冢之间。由于这个缘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这种树。说是很少，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新进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束缚而任性自为。我不知道鲁迅对白杨是何种态度，周作人则似乎颇多喜爱，我忘记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说过，在西教中，白杨是有罪恶的，因为基督临死之前背负的十字架是白杨做的。青杨呢？他，包括鲁迅似乎没有述及，但是虽然不见于纸上的烟霞，却见于鲁迅的后园，而且在不大的园子里栽种三株，可见主人的志趣与喜爱。
如同杨树，西三条栽种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见于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鲁迅个人兴趣而已。见于《鲁迅日记》中的刺梅即黄刺玫，榆梅即榆叶梅。二者在花期的时候都绽放黄色花朵，而且都是重叠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无刺，叶子细小模拟榆树的叶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说了，盛开的时候香气郁烈，只是味道有些怪异，因此不太被人们所接受。尤其叫人费解的是花椒，有什么观赏价值呢？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偏颇，因为《花镜》里不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类考”里。《花镜》描述它是“本有尖刺，叶坚而滑”，气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北京却没有这样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飨和飨客罢了。我年轻时的工作单位便种有花椒，栽种在食堂门口，好大一片，从那里经过时即便是炎夏，也会感到一种辛辣的凉气。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开花，当然不会没有花，花椒，包括我们食堂附近的都会开花，是一种澄黄、纤巧而类于腊梅那样形状的花。
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来到西三条，采访鲁迅的夫人朱安，说到鲁迅，说到院子里的两株植物，一株是洋桃，还有一株是樱花。朱安说，鲁迅喜欢的那株樱花被虫子咬坏了，去年才将它砍倒。而记者看到，“鲁迅手种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绿叶森森，遮盖住西边的半个院子。”洋桃是南国的嘉果而实如橄榄，成熟以后泛射蜜蜡的色泽，半透明的黄色很是秀丽。洋桃，在《两地书》中，写作杨桃。关于杨桃，在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年9月28日，许广平在信中诉说广州的天气：时常有雨，空气十分潮湿，“衣物书籍，动辄发霉，讨厌极了。”而“无雨则热甚”，上课的时候汗流浃背。“蚊子大出”，“蚂蚁也不亚于厦门”，“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挂起来，也能缘绳而至，须用水绕，始得平安。”这些是牢骚话，当然也有好吃的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这样的水果，“厦门可有么？”10月4日，鲁迅回信说，在厦门有香蕉、柚子，都很好吃，“至于杨桃，却没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两周以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再次提到杨桃说，“我很想尝尝杨桃”，然而要吃杨桃得去广东，但是现在却难以成行。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厦门大学已经提前支付了工资，倘若现在就走，鲁迅在10月29日的信中说：“玉堂立刻就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玉堂，即林语堂，是鲁迅来厦门大学教书的介绍人。
在鲁迅与许广平合著的《两地书》中，以厦门为背景的通信最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不仅心迹袒露，而且颇多顽皮之态。比如，10月28日：
楼下的后面有一小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使并不深，之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会招到告诫，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的，额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跳过有刺的铁蒺藜，刺伤了自己，可是伤口并不深；把尿“滋”在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些近乎无良少年的无赖举动，说明恋爱的力量有多么凌厉！我不知别人见到这样的文字有什么感想，我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微微的莫名的兴奋，同时浮想沙翁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那时的鲁迅，恐怕是中了小精灵迫克（Puck）紫色的魔汁，虽然也间或掠过一丝爱情所固有的烦恼，但即便如此，亦是欢乐、青春、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在九月三十日的信中，鲁迅说，听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共五人”。对这些女生的态度，鲁迅的态度是:“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对鲁迅这样的剖白，许广平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认为“邪视”有什么要紧，“许是冷不防的一瞪罢！”对恋人的戏谑，鲁迅回答：“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什么是瞪？瞪，是正～视——正面看。“瞪”既可以是冷不防，也可以是长时间看。这时的鲁迅，对讲台之下的女生，既不可以邪视，又不可以正视，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办法呢？要么，闭目不看；要么，像高老夫子那样仰头看天花板，借以表达对恋人的忠贞吧。然而，女学生固然可以不看，但杨桃还是要吃。过了几天，孙伏园，也就是散播“二许之争”的那位，从广州带来了杨桃，从而满足了鲁迅想吃杨桃的渴望。然而，吃过以后，鲁迅的态度却是：“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吃，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
杨桃我是吃过的，的确如鲁迅所云没有任何味道，只是液体多，吃一只可顶一瓶矿泉水。香气似乎有些夸张，并没有“出于各种水果之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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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同一切家庭，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后生活也是琐碎、物质的，因为琐碎故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所以物质。萧红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吃饭的时候，鲁迅不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总是亲手把放着小菜的木盘端上去。小菜盛在碟子里，碟子直径不过两寸，有时是一碗豌豆苗，有时是菠菜或者苋菜，如果是鸡或者鱼则必定选择其中最好的部位。许广平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才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上楼梯。
面对妻子——比鲁迅小十七岁，这个男人的内心会是怎样，当会充满幸福与感激吧。使我们感动的是，临终之时，他说过的那些话，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儿子倘若无能，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这是对许广平，对上海的家人；那么，对北京，对北京的家人，他的母亲与朱安，他想到了什么呢？在他去世以后，西三条的家里也设立了灵堂，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在正房对面的南房，北京人素常所说的倒座的东墙上，悬挂着陶元庆所绘的鲁迅肖像，下面是一张方桌。朱安一身素服坐在方桌左侧，在袅袅的烟篆里，祭奠远逝的丈夫。据南京《新民报》报导当时的情景，记者写道：“鲁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着极感伤的神态，上身着的是咖啡色带白花的短夹袄，青裤，白鞋白袜扎腿，头上挽着个小髻，也用白的头绳束着”。朱安让记者坐下以后，有一个女仆执一水烟袋相进，她一边吸着，一边接受采访：
关于后事，她这里还没什么打算，完全由他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就近办理，她不预备到上海去，因为她母亲（作者按：鲁老太太）在这里，今年已八十岁，处处需要人照顾，不能离开，同时去上海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记者因为谈话已有半点钟的时间，乃起而辞别，她最后很客气的说：“谢谢你！，他死了你们还要给他传名！”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给周建人发的电报中有这样两句，一句是：“一生辛苦如是作终”；再一句：“缅怀旧事痛不欲生”。前句是对鲁迅的盖棺之论，当然是朱安对鲁迅的理解，后句是朱安自己内心的表达。朱安的电报，虽是倩人代笔，却真实反映了那一时代旧式妇女在丈夫死后的情感与心境。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还给周建人写过一封信，希望许广平“择期整装，早入归来”。若果“动身有日”，请“先行示知”，“嫂当扫径相迓，决不能使稍受委曲。”住在哪里呢？朱安已经料想得十分周详了，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合适，也可以住在朱安自己的房间：“或住嫂之房，余再腾他处”，“一切什物自必代备”，“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以慰在天之灵”。朱安说这些都是出于“肝膈”的话，“特竭诚相告也。”朱安是旧式妇女，对许广平以姐妹相称，以鲁迅正室自居——她的确是正室，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现代女性的许广平，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而把自己嵌于旧家庭的屋檐之下。
十年前，在闻听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朱安与俞芳有过这样的对话。俞芳问朱安今后打算怎么办？朱安痛苦地说，“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但是现在朱安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她说：“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听了这些话，俞芳很是惊异，她比朱安小三十岁，面对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邻家女孩搵泪倾诉，可以想见朱安的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压抑。
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朱安，其时距朱安辞世仅仅一天，在那一天，朱安对记者说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关节发炎，由于经济匮乏，又不愿意变卖“先生的遗物”，“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她说：“周先生对我并算不坏，彼此之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关于她与鲁迅的关系，朱安曾说，老太太抱怨我没有孩子，大先生从来不和我说话，怎么会有孩子呢！他曾经向鲁迅表示过继朱家的一个侄子，但是鲁迅没有表态。说到许广平，朱安的态度也很友善，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一年以后，北平版的《新民报》刊登了一篇绍介朱安生平的文章和一帧照片。文章的题目是《鲁迅夫人》，对朱安的生平进行了简短回顾：
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胜清光绪五年七月。父讳某，精刑名之学，颇有声名于郡国间。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即鲁迅）。
文中描述朱安是“柔色淑声，晨昏定省”，“事其太夫人鲁氏数十年如一日。”抗战胜利以后，生存日艰“蒙蒋主席赐予法币十万金，始延残喘”。文末感慨：“呜呼！夫人生依无价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依”而不能“依”，朱安的悲剧就在这里。年，鲁老太太病殁，埋葬在京西板井村，终年八十五岁；四年以后，朱安辞世，终年六十九岁；年，许广平离世，终年七十岁，二人辞世的时间相距二十年；年，许羡苏去世，相距许广平十九年，终年八十三岁。说来吊诡的是，西三条故居里悬挂着一张鲁老太太的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他的长子是鲁迅。同样是这位老人，红卫兵去八道湾抄家时，首先砸的就是她的牌位，因为她的次子是周作人。
据说，临终之前，朱安嘱托两件事：第一件，葬在“大先生”的坟垄一侧；另一件，每七需供水饭，五七时请僧人念一卷经。第一件自然做不到，友人提议把她的灵柩也安葬到板井村，从而陪伴鲁老太太，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而是埋葬到了保福寺，而这一地区，恰是今天中关村的核心区域，早已鹤归辽海人事皆非。每次我经过这里，尤其是夜间乘车从保福寺桥下通过，总免不了产生一种惴惴的不安，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旧时代的女人？肯定会许有的，夜色中的蜗牛也会吐出幽寂的光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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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3月5日，我接到一个《新京报》记者的手机采访。他说鲁迅住过的砖塔胡同84号即将拆除，对此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在84号，鲁迅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卷，是研究鲁迅生活变化与创作心境的重要场所。次日，我致信给西城区负责人。不久，西城区政府在官方微博中回应，84号暂不拆除。
近日，我路过砖塔胡同发现，84号以东一带的房屋都被拆掉，只留下了围墙与院门，每一处院子的围墙上，都画有一个巨大的白圈，里面写着一个吓人的“拆”字。84号，还在，只是原本画在墙上的“拆”字被抹掉了。我和妻子进去，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她说是外地人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的房主都是北京人。小院更加湫隘、肮脏，衰败，对着院门的地方有一株树木，看看并不十分粗糙的树皮，我猜度应是小叶梣。
在俞芳的回忆中，84号，当时是61号，有三间北房与东西厢房，北房西侧是院门。在北京，胡同北部的院子，院门一般设于西北角。因为按照九宫格的原则，西北属于“西北六白”吉地。61号是三合院，与北房相对的南边没有筑屋，只有一座花坛。花坛上栽种了什么花卉，是北京人喜欢的玉簪——黄昏以后递送幽细的清芬？我不记得俞芳有过什么记载。也许有，忘记了。
法国人莫迪亚诺在他的小说《暗店街》的结尾处，写有这样一段话，说是在俄罗斯南方的海滨疗养地，一个小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不过是想在海滩上再玩一会儿。但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而把她拉回家。她们走远了，穿过街道，拐过路口，再也听不到她的哭声，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也会迅速地消逝在冥冥的夜色里吗？而现实是，在原本是花坛的地方加盖了简陋的小屋子，不像今天的八道湾11号，补种了不少植物与花朵。
关于八道湾11号，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建议，作为周氏兄弟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久，八道湾拆掉了，11号被规划进北京35中校园，被保护起来。房屋修葺一新，也补栽了不少植物，却不知为什么，最多的是花椒树，至少有四到五株，仿佛出操的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正房的背面。正房的堂屋背后是一间平顶的小房子——北京人叫灰棚，使人想起西三条的老虎尾巴，其实这也是老虎尾巴，是一条更早的老虎尾巴，鲁迅在这里工作、休息。先后两条老虎尾巴提供的历史信息是一致的。正房北侧是九间后罩房，西首三间周作人一家住，中间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东首三间招待客人——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在这里居住。西首三间的窗下有一株碧桃，东向则间隔均匀地栽种木槿一类的植物，因为是二月，北京的气候尚冷，这些植物没有一丝春天的消息。对于碧桃，我向来不喜欢，原因很简单，它的花型繁缛、呆板，仿佛是绯色的表彰纪念章挂满树枝。
记得八十年代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与周作人有工作关系的编辑。一天，周作人送他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语气中流露出怀念之情。从兄弟怡怡到形若参商，关键人物自然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围绕羽太信子而掀起的“窥浴”风波。关于兄弟反目，鲁迅后来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俟堂，是鲁迅早年别号。《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本，但在鲁迅生前没有印行，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是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鲁迅曾经向她解释：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鲁迅与周作人大概不会分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者会出现另一番景象，这既是一个对周作人，也是一个对鲁迅，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关于这个女人的灰色评论甚多而不必再说。这里只说她的三件事，其一，鲁迅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办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鲁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前面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弥留之际说的胡话，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羽太信子病故于年，周作人猝死于年，而前一年的八月，东风骤起，杜鹃啼恶，自此周作人饱经批斗、殴打、凌辱，羽太信子真是幸运得很！
与这些，相对这些远逝的女人——幸福与不幸福的，故园的花朵，也同样复杂得很。有的今天依旧繁华灼灼；有的早已梅子心酸而褪尽残红；有的被补种，却也真是莫名其妙。年，补树书屋檐前的槐树被雷电殛死，补种了一株枣树；八道湾，补种了大量多刺的花椒，却没有补植那种香气悠长、其香气可以令人骚动的丁香与笑靥灿烂的黄色刺玫；而在西三条，蜜蜡一样的杨桃与流霞一样的樱花呢？忘记了，而我也忘记了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陨落对应着花朵的绽放，是这样吗？也未必都是这样。至少，故园的女人与花朵未必如此！
.4.4清明前一天。4.8校定
（选自王彬：《袒露在金陵》。人民文学出版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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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彬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研究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学术著作：《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北京微观地理笔记》。文学作品：话剧《洼地》《客厅》；散文《沉船集》《旧时明月》《三峡书简》等。主编《清代禁书总述》《北京地名典》以及丛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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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介绍
白钢
白钢：播音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节目部主任、节目监制，中广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小说演播艺术家，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读导师。播音作品曾荣获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广播奖、华表奖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围城》、音乐专题《丝路传说》、纪实文学《中国大地震》、人物传记《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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